《雷雨》：
上场的人物共有八位：周朴园、蘩漪、侍萍、周萍、四凤、周冲、鲁大海、鲁贵。其中，前三位都曾被人看作是这部作品的主角，也是应该重点了解的三个人物形象。
周朴园是一位既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又有封建专制思想的新兴资本家形象。他的性格特征，主要是通过他与侍萍、蘩漪两位女性形象以及他与鲁大海等人物的关系表现出来的。周朴园与侍萍的关蠢羡系以及感情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以前一般认为，周朴园从一开始就只是封建家庭的纨裤子弟，他与侍萍的关系充分暴露了他虚伪的本质，他的行为也就是“始乱终弃”的典型，先诱骗了侍萍，后又为了与门当户对的小姐结婚而抛弃了她，只是当他知道侍萍投河自杀后才为了自己的良心而产生了忏悔之情。但现在一般认为，周朴园在年轻的时候也是受新思想影响的年轻人，也曾有过想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要追求自由恋爱和婚姻的理想，因此，他对侍萍的爱是有过真情实感的，只是同《家》中的觉新等许多封建家庭的子弟一样，性格中也有懦弱的一面，不能与自己出身的阶级彻底决裂，最终又回到封建的阵营之中，背叛了侍萍，也背叛了自己的理想。因此，他对侍萍的思念也不能就说是一种虚伪的表现。而当侍萍出现在他面前时的翻脸，也正是他不敢面对现实，也不想改变自己现状的懦弱的表现。作家通过周朴园与侍萍的关系，主要考察了他的历史，而通过他与蘩漪的关系，则集中展示了他在现实中作为一个封建专制家长的表现。而他与鲁大海，以及与鲁贵等人的关系，又从不同的侧面补充了他作为一个资本家的本质特点。
蘩漪与周朴园一样，也是一位新旧结合的人物，按剧中的提示，她是一位“受过一点新式教育的旧式女人”，这对于认识这个人物的所作所为十分重要。正因为如此，她才既渴望自由的爱情，又无力摆脱家庭的牢笼，甘愿受周朴园的凌辱。蘩漪虽然是周朴园明媒正娶的妻子，但只是他的第三任妻子（第一任是侍萍，第二任是赶走侍萍后娶的名门小姐），两人只有夫妻之份，并没有夫妻之情，周朴园当着周萍、周冲两个儿子的面*她喝药的细节就是明证。在这样一个新旧渗半的女性身上，作家有意识地强调了“原始的野性”，而点燃旁档前这一野性的火种，就是五四时期所有年轻人都向往和渴望的“爱情”。我们也可以看到，蘩漪之所以像几乎所有的大宅院中的姨太太一样阴差阳错地爱上了丈夫前妻生的大少爷，并不是因为她天生的**，而是环境所迫，在她平时接触的人中，无人可爱。而她从来就没打算走出家庭（在这一点，她实际上运清并不如娜拉勇敢），也与她是一个“旧式女人”有关，她不愿也不敢走出家庭，一方面是因为她没有自立的能力（这与社会有关，娜拉的教训是很好的前车之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不愿放弃养尊处优的太太生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在蘩漪身上，作家并没有像五四时期的许多作品一样，要体现“反封建与个性解放的主题”，她与周萍的相爱，并不是为了反封建，也不是为了追求个性解放，除了满足自己的情欲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对自己丈夫不尊重自己的一种报复。而在她的思想深处，有许多沉重的无法消除的封建思想意识，如她很看重“名分”，即使是与周萍相爱也有一种想摆脱摆不脱的“犯罪感”，对周冲与四凤的相爱，也觉得门不当户不对，自己已经是封建婚姻的牺牲品，但仍然用封建婚姻的标准去要求（实际上也就是残害）下一代。蘩漪的种种表现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个人物并不是曹禺理想中的人物，但作家却对她充满感情，特别是对她的身上表现来的“蛮性”的原始力量加以礼赞，则显然与作家自己的人生经历和阅历有关。他从小受到的家庭压制和由此形成的软弱性格，在蘩漪身上，都找到了可以寄托的载体。人总是越缺乏什么，越是希望得到什么。
2、觉慧：
主要性格特征是幼稚和大胆,具有叛逆精神.他大胆的冲决一切陈腐观念和秩序.他冲出家门参加抗议军人殴打学生的请愿示威,抛散反对军阀的传单;他反对觉新的逆来顺受,支持觉民的逃婚,力斥荒唐的血光之灾的封建说法;他藐视封建门第等级观念及深严的家法,和丫头鸣凤的恋爱最后愤然离家出走.他大胆地否定一切,逃出封建家庭,去寻找自己的新天地.然而他又是幼稚的.他的反抗还带有一些盲目性.他性格叛逆的局限性.他是一个激进,大胆,而又幼稚,单纯的知识分子。
他是封建家庭中大胆而幼稚的叛逆者形象，是一个具有初步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反抗者，一个充满朝气的典型。
觉慧的思想性格包括两个方面：
A、反抗叛逆是其性格的核心，他的这种反抗叛逆思想是在时代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又在社会斗争、家庭斗争以及爱情追求中得到了强化。具体有三个方面的表现：
首先，在社会斗争中接受了新思想和新教育的影响，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
其次，在家庭斗争中，他蔑视封建等级制度和旧礼教，反对‘作揖’主义；
再次，在爱情追求中屏弃了传统的世俗偏见和等级观念，与家中婢女鸣凤相爱。
B、觉慧的反抗还有局限性——幼稚。他身上还存在着他出身的那个家庭和阶级的思想印记。
总而言之，觉慧是20世纪初，在新思潮冲击下由五四运动首先唤醒的中国人，是封建主义大胆的、勇敢的叛逆，也是满怀热情的、不成熟的革命者。
觉新：
他的主要性格特点是懦弱,顺从,苟安,得过且过,逆来顺受.他在伦理上接受了新思潮,并激起了思想上的共鸣,但在感情上,行动上却仍然留恋旧家庭,在新旧矛盾冲突中,压下自己内心的痛苦,服从于统治者的安排.他渴望婚姻的自由,希望与自己心爱的梅表姐结婚,但他没有勇气违抗父母之命,最终导致梅芳的抑郁而死.婚后,他深爱妻子瑞珏，也并不相信迷信的陈规陋习，但在习惯势力面前又不敢挺身而出保护爱妻免遭厄运．
性格二重性的表现：觉新是封建家庭中的软弱者，是一个能清醒认识到自己的悲剧命运又怯于行动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是一个新旧参半的人物，他打小就接受封建的正统思想的教育，但是他眼见到自己家庭的败落从而也对封建思想感到不满。这就造成其思想性格的二重性。
他是这部小说最见艺术功力的人物形象。觉新的道路代表了第三种命运——即应该反抗而没有反抗，既不甘心维护旧制度，又没有勇气走新道路，由此成为封建制度的牺牲品。
（1）觉新是封建家庭中的软弱者，是一个能清醒认识到自己的悲剧命运又怯于行动的多余人形象，是封建家庭和旧礼教毒害下人格分裂的悲剧典型。
（2）觉新的悲剧在于他怯懦优柔、充满矛盾的性格。
（3）觉新身上那种懦弱苟且性格的形成是有其思想根源的：
首先，长子长孙的地位对其性格的形成起决定作用；
其次，是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长期毒害所造成的结果；
第三，从五四文化思潮中吸取的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和刘半农的作揖主义的影响。
觉新的悲剧不仅是性格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共同悲剧。他的悲剧说明： 对于封建恶势力只能奋起抗争，争的人格的自由和独立，以及爱情的幸福，妥协退让是没有出路的。
鸣凤
本文所写的鸣凤，是故事中第一个惨死的年轻的丫环。作者对于她的不幸命运的描写，集中地暴露了封建压迫的残酷。鸣凤是一个聪明、美丽、善良的姑娘，她与高家的三少爷觉慧相恋，向往着自由和幸福。但是，在那暗无天日的社会里，她的丫环地位就决定了她的悲惨命运。在本文之前，与此有关的情节是：一天深夜鸣凤被叫到周太太房里，通知她老太爷吩咐三天以后就要把她送给冯老太爷去做小。这些话的每一个字都像利刃刺进鸣凤的心。她曾跪在周太太的脚下苦苦哀求，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实在没有法子可想。”她从太太房里出来又去找觉慧，然而觉慧却忙着赶写文章，没有马上领会她的来意。她觉得“有一堵墙横在她跟他的中间”，其实这堵墙，正是冷酷无情的封建制度和旧礼教。于是她便想到了死。
《边城》中翠翠的形象分析
自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问世以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特别是翠翠这一动人的形象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是湘西苗族文化的女神，是作家精心塑造的。她聪明、美丽、乖巧、淳朴、勤劳、善良、淡泊。
一、淳朴的形象美
《边城》的主人公翠翠是一个迷人的形象，是全书之魂。她是凡人之女，更是大自然的女儿。湘西的清风、丽日给了她一个健美壮实的躯体，茶峒的青山、绿水给了她一双碧玉般清澈透明的眸子，碧溪的竹篁、白塔给了她一颗不染一尘的赤心，溪水、小船载满了少女的悠悠岁月。作者说她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可以说这是个优美、健康、自然的淳朴形象。作者塑造的翠翠的形象取材于泸溪绒线铺的女孩、青岛崂山的乡村女子和“身边的新妇”沈夫人，凝聚了他的文化恋母情结，铭刻下了他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无尽伤逝和眷恋。翠翠是个善良聪慧、温婉多情的少女。在她身上，有对祖父的深沉依恋和对爱情的真挚期盼，有外表的温婉腼腆和内心的炽热多情，所有这些都异乎寻常地融合在于一体。
二、善良的人性美
作者称翠翠：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她和爷爷在这古老而又清澈的溪水边、小船上、白塔下相依为命，不贪财，不羡贵，不嫌贫，不偷懒，愿守清贫，甘于助人，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勤劳、善良、淡泊。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性格也便有了微妙的变化：少了一点乖巧，多了一些沉思；少了一些欢笑，多了一份羞涩。由少时争着坐渡船渡河的新娘子的花轿，学小羊、小牛叫，摘一把野花缚在头上，装扮新娘子，到站在小山头听那迷人的鼓声，想那迷人的夜晚，到后来便有了青春期少女们才有的心事。面对着那突如其来的分不清、道不明的心绪，年青、稚嫩的翠翠不知道是应该快乐，还是应该忧愁。为此她便常常坐在山头上，站在渡船上沉静地慢慢地咀嚼着人生的甜酸苦涩，吞咽着自己为自己酿造的人生之酒。
后来，翠翠路遇了刚刚在划船比赛中中了头奖的傩送，两颗年轻的心灵撞击在一起，那种朦胧的爱意便在翠翠心中萌发。从此她觉得自己感情上有了一种新的需要，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当别人无意中提到什么时，她会脸红，可内心深处却又在盼望着听到与之有关的内容，等到这种盼望日久天长在心中扎下根之后，她那少女的纯情便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两年后端午节前夕她又见到了傩送，情不自禁地对爷爷说，那个人很好，以至在看划船时无意间听到别人议论傩送婚事时，一向沉稳的翠翠心中便乱作一团，甚至傩送和她说话也忘了应答。后来，傩送在月下为翠翠唱歌，酣梦中的翠翠竟被傩送的情歌所吸引，灵魂也浮了起来。可惜的是她却不知道这月下唱歌的年轻后生就是自己爱着的傩送。不久，天保为爱离家出走落水而死，傩送寻兄归来过碧溪时，又得不到翠翠的一点暗示，便赌气远走他乡。老船夫也溘然长逝。翠翠忍受着亲人离去之痛、爱人负气出走之苦，仍决定留在渡船上翘首期盼心上人的归来。翠翠与傩送这对互相深爱着对方的年轻人之间，既没有山盟海誓的豪言壮语，也没有离经叛道的骇世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金钱和权势交易，他们之间有的只是在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超乎自然的朴素的纯情，有的只是遵从古礼的淳厚的人性，有的只是含蕴的东方式的传统的美德。这种情感像阳光下的花朵一样，清新而健康。作者不仅对两个年轻人对待爱的方式给予热切的赞扬，而且也热情地讴歌了他们所体现出的湘西人民行为的高尚和灵魂的美。在作者的笔下，翠翠是个天真无邪的山区女孩，她聪明、美丽、乖巧、纯朴、善良。傩送是个童稚无欺的乡下小伙，他勇敢、英俊、豪爽、热情、勤劳。在这人杰地灵的偏僻之地，两颗年青的心靠拢了，他们按照自己的标准同时选择了对方，一切显得那么自然，而在这自然之中却显示了“人性”在这块尚不开化的山村的永久魅力。作者正是通过抒写这一对青年男女之间的纯纯情爱、祖孙之间的真挚亲爱、邻里之间的善良互爱来反映了这片土地的人性之美的，通过他们的爱情悲剧，去淡化现实的黑暗与痛苦，去讴歌一种古朴的、象征着“爱与美”的纯人性的生活方式。在翠翠的成长过程中，少了一点乖巧，多了一点沉思；少了一些欢笑，多了一份羞涩；对爱情的希冀是此刻占据她心灵的一件事，和祖父的亲情，对爱情的期盼、猜测相互交织，从中折射出人性的美，一种自然的人类本性。这种美，犹如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以其独到的思想认识和艺术表现方式，绘制了一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恢宏画卷，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促使作者以特异的湘西边陲，作为构筑善与美的神庙的地基。人性，作为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在作者笔下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在作者看来：一部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因此，表现人性便是他创作的中心。作者神往于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牵的原始古朴的人性，创作时往往去除现实生活中严酷的政治经济关系，而在古老的生活节奏与情调中塑造一系列不带社会阶级烙印的自然化的人，讴歌一种自在、自得的人生，追求一种优美、健康的生活，所以，他的作品游离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在文学的大道上另辟蹊径，抒写自然的人性题材，寄托对社会、人生的反思。
她不满意爷爷相中的“走车路”的天保，可腼腆的性格、少女的羞涩又让她难以直白地面对傩送的衷情，她神往为爱殉情，性格强硬的母亲，幻想着能像她一样出走，来争取自己的幸福，但善良的心地又使她难以付诸行动，对相依为命的外祖父的无限深沉的依恋，使她不能只顾自己的幸福而弃之于不顾。于是，她只能在对美好爱情的期盼与对美好亲情的依恋中无故寻愁觅恨，她是一个聪明伶俐、善解人意、乖巧甚至有点狡黠的女孩子，她正当婚姻年龄，面对爷爷不失时机的委婉引导，她不能忘记；面对爷爷旁敲侧击地询问，她会闪烁其辞地表明态度；她会把夜晚听到的为她而唱的爱情，当作梦境讲给爷爷；她会把自己未来幸福的担忧，融合在对爷爷的依恋中讲给他听…… 总之，这是一个聪慧温婉、腼腆多情、伶俐乖巧的花季少女，在她身上，对外祖父深沉的依恋和对爱情的真挚期盼，外表的温婉腼腆和内心的炽热乖巧，异乎寻常地融合为一体，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光辉的极富审美意义的少女形象。
三、残缺的爱情美
翠翠的爱情是小说的描写重点。翠翠是一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情窦初开、渴望爱情农村女孩。小说以几个端午节将几个生活片断联结起来，表现翠翠的爱情发展过程。十五岁的那个端午，龙舟下水预订的鼓声把翠翠带到了两年前的端午，在那一天她遇见了傩送。小说细腻地描写了她情窦初开的感觉，非常优美，正如古代诗词中所描绘的：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翠翠孤寂的心中起了一种莫名的惆怅和悲哀，这既与她深藏心中的相思之情有关，又与边城封闭的环境有关。日渐成熟的生命与长时间缺少变化的环境产生了不和谐。因而，翠翠在成熟中的生命，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翠翠惆怅与悲哀应当被视为一种健康的心理，是人性的自然流露。文中两次写到翠翠攀上山崖去摘虎耳草的梦，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翠翠的内心。梦是愿望的达成，梦所反映的正是翠翠内心的渴求，这是一种健康的合乎人性的需求，细致地反映了主人公翠翠生活在爱情世界里的心灵轨迹。
在一次赛龙舟的盛会上，翠翠遇到了船总顺顺的二子傩送，朦胧的爱便在心中萌发，从此她觉得在自己的感情上有了一种新需要，傩送一直在她心里隐现鼓荡，她爱的单纯、自然，一切符合情窦初开少女的天性。当别人无意提到什么时，她会脸红，在内心深处却盼望听到与之有关的内容。她听说傩送要到青浪滩去，她就问爷爷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滩，表明她的爱情意识已完全觉醒，其心已属傩送。她爱傩送，明确地向爷爷表示拒绝天保的求亲。傩送为她上山唱歌传情，她在睡梦中身体随着美妙歌声飘浮起来，飞窜过悬崖半腰，去摘象征美好爱情的“虎耳草”，追觅着幸福甜蜜的爱情。不久大老天保外出闯滩，意外身亡。傩送为爱也远走它乡，爷爷也为孙女的婚事离她而去。她痛苦悲伤但没有倒下，像爷爷一样守着摆渡的岗位，苦盼着傩送的归来。
为翠翠所爱的傩送也是一个活泼善良而富有感情的人，从他遇到翠翠的那一刻起，就钟情于她，以后他借送酒给老船夫的机会来渡口看望翠翠，在选择走“马路”后，他心甘情愿地为翠翠唱歌，用整夜的歌声表达对心上人的爱慕。在婚姻上，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碾坊，一个是渡船，两者的象征不言而喻。当父亲希望他选择碾坊时，他拒绝了，他认为心里只能拥有一只渡船。翠翠和傩送相互深爱着对方，既没有山盟海誓的豪言壮语，也没有离经判道的骇世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利益交易，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超呼自然的朴素纯真，有的只是含蓄的东方式的传统美德。他们按照自己的标准选择了对方，一切显得那么自然，在这自然中却显示了人性在这块尚不开化的山林的永久魅力。
翠翠那古朴的爱情故事却蕴涵着无奈的命运感伤，唱出了一曲异化民族风俗下的爱情悲歌。作家在她身上寄予了对理想人生形式的思索，和湘西现实与命运的思考。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父亲是个绿营屯戊军人，对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翠翠本身是汉文化和苗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个孤雏居然长大成人,一转眼便十三岁了。翠翠大了，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看到团总家王小姐有一副麻花绞的银手镯，心中有些韵羡、发痴。“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翠翠通过与其她女孩的区别来认识自己，这是形成“自我”的必然途径。翠翠和大老二老的关系正像黑格尔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翠翠是少女，是被看者和听者，大老二老是男人，是看者（大老二老都夸过翠翠长得好看）和说者（说媒和唱歌）。翠翠只有得到男性的唤醒和肯定，才能从少女长大成人，才具有了成人才有的主体性。当然，在《边城》的结尾，翠翠的成长并没有完成。
众所周知，维纳斯之所以令天下人倾倒，就在于她的断臂给人无穷的想象；彩云遮月之所以美，就因它半遮半露，让人有既不能一睹为快，又不忍弃之的矛盾美。而《边城》恰恰因为这种充满遗憾的结尾，使它锦上添花，更显风采。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天下谁不想有情人终成眷属呢？翠翠既然与傩送两情相悦，理当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倘若如此，似乎又落入言情小说的俗套了，怎会产生“余音绕梁”的效果呢？ 试想，如果傩送不去流浪，他们真的会幸福？傩送既有对哥哥之死的愧疚，又有对翠翠的依恋，左右两难，如何能以笑颜面对翠翠呢？而纯情的少女翠翠，不谙世事，自然无法了解傩送的复杂心理，岂不是空添愁怨？一个怨另一个不理解，一个恨另一个不温柔，长此以往，怎么会不心存芥蒂，亲极反疏呢？既然天保之死的阴影会压倒两个纯情之人，那么又何必画蛇添足，狗尾续貂呢？本来的圆满，幸福的记忆，为何要画上一个不完满的句号呢？等到海枯石烂，或许那个人不可能回来；流浪到沧海桑田，或许那心结也不可能打开。那痛一寸一寸地，蚀心刻骨，难道这算美吗？ 是的，一件古董放在那里，绝对只是看看而已。倘若有裂缝，自然心痛，但更多是遗憾与欣赏。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难道这残缺不是一种美吗？
哈姆莱特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形象。A，有美好的理想，品格高尚，且多才多艺。哈姆莱特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对于世界和人生都有一套与传统的教会观念不同的新看法。对人、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爱情、友谊等有新的看法；B、忧郁与精神危机，行为上的迟疑与延宕是现实与理想发生冲突时的表现。父死、母嫁，友谊、爱情的破灭，现实与他的人文主义理想相悖，思想危机的阶段也是思考与探索的阶段，他所思考的不光是复仇的事，还有人的价值、实现理想的道路等，其中最有名的一段是对生命意义的思索“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这也是理解哈姆莱特全部行动的关键。包括迟疑与延宕的原因。为父复仇与重整乾坤相结合。在复仇上，他有行动且有一个伟大的目标，但在这个伟大的目标前，他想行动但不知如何行动。
桑提亚哥——是一个典型的“硬汉”形象，是海明威所塑造的一系列拳击师、斗牛士、猎人、战士等“硬汉”形象的发展与升华。他面对浩瀚的海洋，凶猛的大马林鱼和凶恶的鲨鱼，恶劣的气候和多舛的命运，表现出顽强的毅力和必胜的信心。在英雄与环境的斗争中，桑提亚哥是一个失败的英雄。然而在对待失败的风度上，他赢得了胜利。在他身上，具有超越的人格力量，是一个精神上的强者。无论是84天的“背运”，还是在与马林鱼博斗“感觉到自己要垮下去的时候”，他“还要试它一试”，还要“忍住一切的疼痛，抖擞当年的威风，把剩的力气统统拼出来”。在与鲨鱼群进行殊死战斗的境况中，老人在精疲力竭的情况下，仍然拖着伤残的身躯，与残暴的鲨鱼展开了一场力量悬殊、注定失败的战斗。虽然桑提亚哥在与暴力世界的较量中失败了，但他坚信：“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最终，他虽然只带回来一副巨大的鱼骨架，然而，在睡梦中，小孩还在陪伴着他，他也正在梦见狮子。这是对未来胜利的向往，是对人的精神力量的进一步肯定。 老人桑地亚哥象征着一种哲理化的硬汉子精神，一种永恒的、超时空的存在，一种压倒命运的力量。
葛朗台：
资产阶级吝啬鬼的典型。
葛朗台的剥削方式兼具农业资本家、工商业企业家、高利贷资本家的特点。他赚钱的手段比高布赛克单纯的高利贷方式要高明。。他懂得在流通中求得资金的增殖，他不仅顺应时势，而且能巧妙地利用时势来以权谋私，体现出资产阶级罪恶的发迹史，代表着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由原始积累时期过度到自由资产阶级竞争时期的发展过程。
性格特征： 贪婪、吝啬、狡猾
葛朗台生活的时代是资产阶级原始积累时期，此时的资产阶级为了获得利润财富已经变得十分野蛮凶恶，为了占有黄金不择手段。巴尔扎克选择许多典型的细节，表现他对金钱的贪婪吝啬，"看到金子，占有金子，便是葛朗台的执着狂。"当查理为了父亲的死而大哭时，葛朗台无情地说："可是这孩子没有出息，把死人看的比钱还重。"当他得知欧也妮把自己的积蓄送给了查理后，竟然将自己唯一的骨肉打如了冷宫，直到从公证人那得知女儿将继承母亲的遗产时，才与欧也妮言归于好。为的是将欧也妮应得的计在自己的账上，在葛朗台的身上，人的正常情感已经荡然无存。当葛朗台看到查理给欧也妮的梳妆匣时，"老头子身子一纵，扑上梳妆匣，好似一头老虎扑上一个睡着的婴儿。"对金钱的贪欲是他成了冷酷的恶魔，成了一个凶猛的吞钱兽，甚至在弥留之际不去关心将要孤身一人生活在世界上的女儿，而是关心他的金子。甚至当神甫把十字架送到他唇边，让他亲吻基督的圣像，他却做一个骇人的姿势想把十字架抓在手里，这一下最后的努力送了他的命。他给欧也妮的最后一句话是"把一切照顾得好好的！到那边来向我交账！。"
吝啬：对金钱的追逐欲、占有欲使他变成了金钱的奴隶。作为千万富翁的他住在一所灰暗阴森的老房子里，楼梯的踏板被虫蛀坏了。每一顿饭的面包、食物、每天要点的蜡烛，葛朗台都要亲自分发，一点也不能多。当他的侄子从巴黎来到他家时，他竟自己亲自下厨，为的是节省食物。欧也妮为堂弟在饭桌上多放几块糖和一些葡萄，他就用霹雳般的目光瞪着女儿说："再不阻止的话，她们为了你要把索莫城抢光呢，侄儿。"他和所有作品中的吝啬鬼一样，灭绝人性，而其他吝啬鬼和他相比都不及他"亲切"，"崇高"，都不及他工于心计、恶毒和有社会性。他是一个活在一个观点上的人，机警、狡猾、孤家寡人，利用一切机会发财，因此，他成了吝啬鬼中的吝啬鬼。他的吝啬使他的妻子过早谢世，女儿也失去了幸福，终生过着寂寞的生活。
狡猾：为了更好地控制金钱，榨取金钱，口吃和耳聋是他狡猾的典型表现。他利用这套本领，在生意上教敌人不耐烦，逼得对方老是替他这方面打主意，而忘掉了他自己的观点，平时耳聪目明，口齿清楚的葛朗台，一到关键时刻就变得耳聋口吃，，装疯卖傻莫名其妙地兜圈子，把自己的思想藏起来。
形象意义：巴尔扎克指出了发财的欲望怎样使葛朗台心灵空虚，禽兽的本能又怎样在他身上蔓延并把他身上人类的感情摧残殆尽。对金钱的贪婪吝啬使他成了吝啬鬼中的吝啬鬼，他的发迹正是资产阶级爆发户的血腥罪恶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