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译经师分别是：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
鸠摩罗什大师(350—409)是我国后秦僧人,魏晋时期(公元401年)来到当时的译经中心———长安,在逍遥园译场内开始了他的译经生涯。他主持翻译的佛经典籍达四百卷之多,翻译的质量,在当时和后来都获得了很高的评价。《维摩诘经序》称他所译的经文“文约而诣,旨婉而彰”,“曲从方言,乖不趣本”。《百论序》赞其“质而不野,简而必诣”。后人称道他的译文“善披文义,妙显经心”,“众心惬服,莫不欣赏”。近人梁启超则赞道:“鸠摩罗什者,译界第一流宗匠也。”(《翻译文学与佛典》)。
胡适先生曾在《佛教的翻译文学》中,根据罗什改“天见人,人见天”一句译文为“人天交接,两得相见”,认为罗什反对直译。并说:“他的译本所以能流传一千五百年,成为此土的‘名著’,也正是因为他不但能译得不错,并且能译成中国话。”这说明他译经的长处是在于语工。
罗什的确是很讲究译文的文采的。据宋朝的陈善说:“予观鸠摩罗什及竺法护所译经:法护曰‘大众团团坐,努目看世尊’。罗什则云:‘瞻仰尊颜,目不暂舍’。不惟语工,亦自省力。即此可以卜才之长短”。十分肯定他译经的文采。罗什自己也主张只要能存本质,不妨“依实出华”。罗什虽然十分注重文采华丽,但其翻译态度却十分严谨,处理手法也很“折中”。例如他译经时总是紧跟原文的意旨,务求准确达旨。僧肇评价他译的《维摩诘经》“陶冶精求,务存圣意”。他自己也说过“存其本质,必无差失”(《鸠摩罗什传》)。这说明他在注意“雅”的同时,对“信”也没有丝毫放松。而“文约而诣,旨婉而彰”,是说他注意“达”的方面。可见他是我国译史上在实践中遵循“信达雅”的翻译标准的第一人。
《鸠摩罗什传》中还记载了他一段著名的翻译理论:“改梵为秦,失其藻味,虽得大意,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这是中国译学史上最早论及翻译文体与风格问题的,(“嚼饭与人”这一妙喻后来一直是译者的警示)。说明他注意从文学的欣赏角度,考虑文学品味。宋朝赞宁说:“童寿(罗什)译法华,可谓折中,有天然西域之语趣。”(《宋高僧传》)梁启超指出:“‘天然语趣’四字,洵乃精评”,并认为“自罗什诸经论出,然后我国之翻译文学,完全成立。盖有外来‘语趣’输入,则文学内容为之扩大,而其素质乃起一大变化也。”(《翻译文学与佛典》)胡适也认为“翻译的文学到此方才进入成熟的时期”。如此看来,罗什对中国翻译文学的贡献是功不在禹下了。
事实上,鸠摩罗什所译佛经如《金刚》、《法华》、《维摩诘》等都是文学味很浓的佛经典籍,其中的《维摩诘经》本是一部小说,极富文学趣味。所以翻译中自然会触及审美层次。加之罗什从小精熟梵文胡语,文化修养与文学造诣都很高,即梁启超所说的“什即华梵两晓,则游刃有余也”。这使得他具备了求工求雅的才能。又由于他对译文勤于推敲,译风严谨,“一月余日,疑难犹豫,尚未操笔”。所以译文达到了“会达方言,风骨流便”的境界。不过,罗什倾向于意译,更为直接的原因还是在于语言时代风格的影响。在罗什译经的时代,正是我国美学正式建立的时期,也是文风开始趋于华美,发生转型的时期。从曹丕的“诗赋欲丽”(《典论·论文》)可以看出语言风格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以翻译的语言也必然会受到影响。胡适说的“在当日过度的时期,罗什的译法可算是最适宜的法子”(《佛教的翻译文学》)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罗什还是我国最早开设译场的译家,他在逍遥园与长安大寺设立译场,率弟子八千余人,大规模地翻译佛经,为后来设立译场在经验上提供了借鉴。他也是较早开展翻译批评的一位译经大师,他考证了前人的译经,批评其中的翻译与方法,对旧译诸经中失旨的地方逐一校正,使之“义皆圆通,众心惬服”。
真谛大师
紧接罗什之后的是真谛(499—569)。《开元录》中说真谛“少游诸国,历事众师,先习外典,备通书奥”。时人称他是南北朝时期学识最渊博的译家。他于公元546年开始译经,译了《摄大乘论》、《俱舍论》、《唯识论》、《金光明经》等大量重要经典。据《高僧传》说,二十三年中,真谛所译经论、记传共有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另有自作义疏十九部。其所译《摄大乘论》对我国佛教思想的影响甚大,成为南朝摄论学派的主要理论基础。
真谛的翻译在质量与方法上都曾受到过当时及后人的高度评价,如梁代名僧慧恺在《摄大乘论序》中盛赞真谛说:“法师(真谛)既妙解声,善识方言,词有隐而必彰,义无微而不畅”。表明真谛的译文具有“信”“达”两全,“文”“质”兼备的品质。又说:“法师游方既久,精解此土音义,凡所翻译,不须度语……”。是说他在翻译中努力采用汉文,尽量少夹梵字译音,注重融会贯通,表达圆活。又说他翻译时“于一句中,循环辨释,翻复郑重,乃称相应。”是说他译笔慎重,译风严谨。
真谛虽然没有留下条理化的翻译理论。但他的一些零星片断观点和见解却也显得精辟独到。如《高僧传》记载了真谛对他的翻译助手慧恺所说的一句话:“我有了你共译两论(《摄大乘论》与《俱舍论》),词理圆备,吾无恨也!”可见真谛的基本思想是信达兼顾的。他提出的“词理圆备”也不失为简易明了的翻译准则。
慧肇还在《摄大乘论序》中申明此论的翻译原则是:“翻译之事殊难,不可存于华绮,若一字参差,则理越胡越,乃可质而得义,不可使文而失旨。故今所译,文质相半。”序中所强调的翻译中不可求“文”而失“信”这一原则,实际上也是真谛本人在翻译《摄大乘论》时所遵循的原则和所持的主张见解。
玄奘大师
第三位是玄奘(600—664),他是我国唐代的佛经大译家。在他长达二十年间的佛经翻译生涯中,先后共主持译出经论七十五部,共一三三五卷。这个数字,比其他三大译师所译卷数的总和还多六百余卷,占唐代新译佛经总卷数的一半以上。印度学者柏乐天说:玄奘“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他的业绩将永远被全世界的人们记忆着”(《伟大的翻译家玄奘》)。玄奘译经的质量,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佛教史家们把玄奘的译经称为“新译”,证明是他开了佛经翻译史上一代新风。道宣说玄奘译经“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批玩”(《续高僧传》)。《大唐西域记》中说他“览文如已,转备犹响”。表明他精熟两种语言,又深通佛理,翻译的质量独步一时。
梁启超认为玄奘“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其所以如此,正如柏乐天所说,他“是把原文读熟了,嚼烂了,然后用适当的汉语表达出来”。可见他是何等精于翻译之道。他的翻译手法也十分高超。据柏乐天与我国学者张建木考查,他在翻译中娴熟地运用了补充、省略、变位、分合、译名假借、代词还原等翻译技巧。正是这些技巧的娴熟运用,使得他的译文在形式与内容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玄奘在中国译史上的另一杰出贡献是他主持的译场,组织严密而完备,从译主到监护大使,前后共十一道程序,层层把关,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译经的质量。特别是其中的“证义”(审查译文与原文的意义)、“缀文”(使译文表达符合汉语习惯)和“润文”(从修辞角度对译文润饰)三个层面,保证了译文的“信达雅”。
玄奘提出的著名的翻译理论是“五不翻”,所谓“不翻”就是音译,即对于原文中的神秘语(“秘密故”)、多义词(“含义多故”)、中国没有的物名(“此无故”)、久已通行的音译词(“顺古故”)、以及为宣扬佛教需要的场合下所用之词(“生善故”),皆宜不翻,照写原音。在佛经翻译时期,许多佛经译者大体都遵循这一原则,所以汉语词汇中才出现了大量汉化的外来语如“菩提”、“三昧”、“罗汉”、“菩萨”、“般若”等等。应该说,玄奘的“五不翻”理论,对于传译那些在汉语中无恰当表达形式的梵语,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语的含义,处理翻译中因文化和语言导致的差异,以及文化交流,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只是这一译法所受限度太大,稍有不慎,就会使译文读来象钱钟书所说的那样,是“正穿屈曲崎岖路,又听钩舟格磔声”了。
不空三藏
最后一位是不空(705—774)。不空十五岁时拜金刚智为师,此后便一直参与译场翻译。《贞元释教录》记载,不空一生中曾改译《仁王般若经》二卷,重译《密严经》三卷与《文殊师利佛刹功德庄严经》二卷。翻译了大乘及密教经典共一百一十部,总计一百四十三卷。其中所译《金刚顶经》是密宗的重要经典。
不空在翻译理论上不及他前面的三位大师,但据圆照《贞元释教录》记载,他刻苦学法,“通彻”所译诸经,并遍游天竺,广求密藏与各种经论,获罗尼教《金刚顶瑜伽经》等八十部,大小利经论二十部,共一千二百卷。他的翻译态度十分严谨,凡是所译经文,必须经过悉心研究,然后动笔翻译。
所以他翻译的经文,质量受到当时人们的极高赞誉。可见,他虽然没有留下成文的理论见解,但其翻译思想却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注重译文的质量,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讲求精品意识。他在世时居灌顶师位达四十余年,受到“朝野倾心敬奉”,也说明了他在译经事业中的卓越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