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一贯的宣传教育中，解放前的旧中国吏治腐败，当官的没有一个好东西。但读史多了，就会发现，事实也不完全是这样。民国时期的官员并非个个都贪污腐败，被著名中国近现代史学家吴相湘称为“民国以来第一清官”的石瑛就是一位难得的好官。他个性孤高，落落寡合，嫉恶如仇，曾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上，因孔祥熙故意刁难财款而当众将墨水盒砸在孔的法国进口西服上。还因打抱不平，向邵元冲摔过藤椅、打过戴季陶，以致丢掉中央执行委员的头衔，曾给蒋介石带来了不少麻烦。
作为一个官员， 石瑛为何敢如此特立独行，率性而为？无他，只因石瑛能做到不贪不腐，无欲则刚。
石瑛原本是一个学者，生活作风一贯自律严谨，廉洁奉公，这在那些长袖善舞之人看来，自然是死板呆滞，不会灵活变通，不懂享受生活了。他任北大教授时，要搬家了，一不要学校派车，二不要学校派工，只是苦苦地和家人一起动手搬运，一时传为美谈。平时出公差，按他的资格，可坐软卧或头等舱，但他却不愿享受，坐车只坐三等，坐船只坐统舱。
1932年3月，石瑛时来运转，出任南京特别市市长。就职那天，市政府的工作人员恭恭敬敬地站在大门口，准备盛大欢迎新来的市长。石瑛却是一身布衣小帽，手拎一个装换洗衣服的藤箱，带着市府秘书长赖琏（此人抗日时曾任西北联大校长、国民党中委、中央海外部副部长、驻联合国代表等职）不声不响地从侧门进入了市府，把准备欢迎的人们弄得尴尬不已。不过，石瑛这一毫无洋气，也无官气，更无党气的闪亮登场，也让众人大为惊异，暗中赞叹不已。
当上南京市长，石瑛依然十分朴素，穿的是布衣和布鞋，吃的是粗茶淡饭，有客时才加上一两样炒豆芽、红烧肉之类的菜，人称为“布衣市长”或“稀饭市长”。他这样做并不是作秀，而是力图改变当时社会的奢靡风气，规定市属职工和学校学生一律穿国产布制服，以为表率。对职员公出，严禁接受招待，如为工作方便，可在所去单位食堂吃客饭，只添碗筷不另添菜，一律按客饭规定缴费，石瑛公出也是如此。开始有些单位不肯收他的钱，他就亲自送去，以后也就习以为常了。让石瑛深恶痛绝的是，那些用公家汽车送子女上学的官员，他使了一记狠招，派警察在学校门口一一查禁，逐渐杜绝了这股歪风。为了养成市民守时的习惯，石瑛特在市内交通要道建立标准钟数处，有人建议利用它做烟酒广告，可收入大量广告费，用来弥补市府经费之不足。石瑛以为烟酒是奢侈品，不宜提倡，宁肯牺牲财政收入，也不做这种广告，只让有关部门写了好些勤俭、惜时、奋发图强的标语。
石瑛不但注意移风易俗，而且真正做到了以民为本，在市长任上励精图治雷厉风行。当时的南京虽是首都，但还很陈旧落后，说不上有什么城市建设。石瑛当市长后，在短短的三年当中，就修通了全市的马路干线，市区装上了自来水管，普及了电灯照明，下水道工程也动工了。与此同时，还在城西北上海路一带建筑了一批设备较好的新住宅区，又在下关火车站附近兴建了几百幢价格较低的平民住宅。南京的市容初步改观，为建设现代化城市打下了基础。
当然，石瑛在办这些事时，遇到了不少阻力。当时下关一带，英、日洋行林立，他们仗恃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藐视中国法令。市府要他们拆迁房屋，他们不仅拒不执行，反而要求修改路线，或赔偿巨额费用。如果碰到一般官员，畏惧于难缠的外交关系，早知难而退了。可石瑛却挺直了民族脊梁，不向这股邪恶的外国势力认低头。他认为外国人在我国必须服从我国的法令，对其无理要求决不能迁就。一面派市府参事张剑鸣偕同市外事室主任到英、日总领事馆去郑重交涉，晓之以理，一面下令外商限期自行拆除，否则由市府派工代拆，其拆迁费用全部由外商负担。英、日商人迫不得已，只好遵令办理，下关一条宽阔的大马路才得以修成。
修建平民住宅时，石瑛的主张在行政院院务会议上遭到交通部长朱家骅的反对。可能朱部长以为，偌大的南京百废待兴，有多少重要的事情你市长不能去做，偏偏要替老百姓修什么平民住宅，未免有些分不清轻重缓急了吧！岂料石瑛声色俱厉冲着朱说：“你交通部修得富丽堂皇，你部长官邸美轮美奂，你一家住得舒舒服服的，哪管平民百姓的死活？你在石井兵工厂作过我的秘书，难道还不知道我石瑛的为人么？几时我为过我自己？办事要为大众着想啊！”说得朱哑口无言，修建平民住宅案才得顺利通过。
有一次，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自提出要扩大中山陵园。石瑛出面反对，说如果这样就有千百户人家要流离失所，上万亩土地不能耕作，既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也违背了中山先生民生主义的精神，林案遂被否决。天啊！一个南京市长竟然敢反对国民政府主席的建议，而且是扩大中山陵园的建议，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严重的政治影响难道还没有千百户人家的拆迁重要吗？可惜，当时的国民政府也不怎么讲政治，石瑛的几句反对就把这个极具政治意义的提案搅黄了。倒是住在陵园附近的老百姓知道了这事，高兴坏了，都说我们这次没有受折腾，全靠石市长一句话啊！
石瑛对市民的生计也非常关心。锦缎是南京的特产，从业者不下千家。可是由于连年内战，生意萧条，资金困难，几乎有一半关了厂。他多方设法，筹集巨款接济，使锦缎业走出困境，得以复苏。同时，与银行业商量，举办低息小额贷款，贷给小商小贩，使之能够谋生。还与金陵大学合作，试办黄包车合作社，以保障和提高拉车者的收入。又在市郊举办各种贷款，以缓解农民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为了提倡国货，特在市中心区筹组了两个颇具规模的“南京国货公司”，号召大家都来用国货，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石瑛办过大学，当过教授，对教育一向重视。当时南京市的财政异常支绌，但他仍然尽最大力量，增加教育经费。在他手里，新办了几十所中、小学，他亲自上门礼聘德才兼备的人担任校长。重视师资，尽量提高教师的待遇。出外巡视时，如路过学校，总要进去拜望老师，看看同学，并实事求是地解决一些问题。如有的学校学生多，课桌少，要求添置新的，石瑛告诉他们先把缺角跛腿的旧课桌拼凑一下修理着用，修理费实报实销。他常说，一家穷，办事情总要本着因陋就简、勤俭节约的原则，办教育也不能例外。所以当时南京市教育的质量和普及程度，在全国是比较高的，但并没有多花什么钱。而且教育行政人员还算是少的，连市教育行政机构也只在市社会局内设一教育科，没有独立成局。
1935年4月，日本《朝日新闻》代表团坐专机来南京进行“亲善访问”。行政院通知南京市政府科长以上人员到机场迎接。石瑛得通知后气得大骂：“混蛋！市府科长以上人员到机场迎接，真是有辱国格！坚决不去！我也不干这窝囊市长了！”立即向行政院签请辞职。当时行政院长是汪精卫，很怕得罪日本人，马上批准了辞呈，另换市长。
蒋介石十分敬重石瑛这位老同盟会会员的人格。1939年6月，蒋介石提名已退隐的石瑛为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以让这位不甘自安的政界人物进入并无实权的民意机构参政议政，同时也能让他老有所养。当时正是艰苦的抗日战争相持时期，他谢绝了应享有的一切待遇，全家人就住在一栋由牛屋改建的平房里，并在牛房前后开荒种地，常年吃玉米糊。春节时，在咸丰车站当站长的乡邻石雍如给石议长拜年。顺便送来一块腊肉，结果被石瑛骂了一顿后坚决退回。
由于长期心力交瘁，石瑛病倒了，在1943年11月4日与世长辞。临终时，人们听到他最后的声音是“抗战、救国……”并且发现他全身内外没有一衣一带不是土布制成的。
一位一心为公的真正的人民公仆，竟然因为不愿折节迎接日本侵略者，而丢掉了市长的官位；最后竟然在贫病交加中死去，这才是最让人悲痛的。当时虽然没有提倡“为人民服务”，没有提倡官员践行“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但石瑛这位“民国第一清官”在万恶的旧中国早已做到了。不管什么样的时代，中国都需要这样的人民公仆，都在深情地呼唤着这样的人民公仆，可这样的人民公仆现在又在哪儿呢？
补记：石瑛逝世后，得到了国共双方的高度评价。不仅蒋介石、居正、于右任、张难先、冯自由等都亲笔写了挽幛、挽联，而且共产党也在石瑛逝世的第二天，于《新华日报》发表短评说；“石瑛先生特别值得我们追忆的是他从政的清廉自守，和对官场奢浮的嫉恶如仇。石瑛先生做的官并不小，要发财并不难，可是他安贫如素。在抗战的今天，这样的操守是特别可贵的。”《新华日报》还撰写了挽联：从政清廉自守；处世刚正无私。
1943年12月27日，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及湖北省政府、省参议会等500人，汇集在重庆，为石瑛举行出葬仪式。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也以个人身份来悼念这位昔日同窗契友、辛亥革命的老战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