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习惯使用一“阴”一“阳”的双线平行叙事结构，作品中“阴”线的代表人物——直子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直子是“我”童年时代玩伴木月的恋人，高中时代，由于木月“莫名其妙”的自杀，直子对生活、前途、社会产生了抵触和恐惧感，后来离开家乡，独自来到东京读大学。她二十岁生日的晚上与“我”发生性关系之后，活泼的她竟变得沉默寡言。直子离开东京，住进了疗养院，数月后她选择自杀，告别了人世。直子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她在“我”心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她代表着“我”心中虚幻的理想世界。渡边疯狂地爱着她，是爱她的那一份纯洁，是爱她那并没有被外界世界所玷污的圣女般纯洁的心灵。直子是有缺陷的，这表现在她的表达能力上，她不知道该如何与别人相处，甚至不能顺利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与渡边约会时也总是沉默，不能敞开心扉。实际上，在直子的潜意识中，用表达上的障碍在自己与外界之间树立了一道屏障，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想让任何人打扰。她感到自己与过去的恋人“像是在无人岛上长大的两个赤身裸体的孩子，饿的时候就吃香蕉，寂寞时就相拥而眠。”正是由于直子不能与外界交往，她的内心世界才纯洁得如晶莹的冰块一样。渡边作为那一部分对现实世界极其失望与不满的年轻人的代表，自然对那个没有争斗，没有欺骗，人人坦诚相对的世外桃源无比向往。
绿子，作品中另一条叙事主线的代表人物。绿子，从她的名字已经透露出她生命的气息。她在俗世中努力保持自我的纯粹性。她“全身迸发出无限活力和蓬勃生机，简直就像刚刚迎着春光蹦跳到世界上来的一头小鹿”。她对“民歌小组”和医院病态环境的喜剧性捉弄，回忆口吻中倒叙出的年少时省下买乳罩的钱而去购置炊具的经历，与“我”在家中晾衣台和雨中商店平台的两次现实色彩浓郁的接吻，均给人春光盎然的感觉，是作者笔下灰色现世中惟一的亮色。每当“我”沉浸于直子的非现实性阴影时，绿子可以把“我”拉出来；每当“我”对嘈杂的现实感到厌恶之时，绿子又让“我”感到现实的珍贵，感到在行走在呼吸在跳动。绿子在用她那顽强面对残酷生活的态度与精神感召着“我”，让“我”不至于沉沦于生活的苦海之中。绿子是“我”现实化的精神寄托和感情慰藉，她象征了“我”心中真实的世界。作者许多对社会的看法也体现在这位可爱的小姑娘身上。尽管外面的世界如此千疮百孔，但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村上喜欢用三角形来表现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如“我”——“直子”——“绿子”。“我”——“木月” ——“直子”等。而小说中有另外一个有趣的三角关系，它似乎又游离于小说的主叙事线索之外（主叙事线索是“我”和直子、绿子之间所发生的关系）。但其象征意义又是不能忽略的，这便是“我”——“永泽”——“初美”之间的关系。
永泽是作者要批判的人物。他出身于富人家庭，年少老成。他不顾恋人初美的感受，带领“我”做都市的性冒险。拼争于外务公务员录用考试，对初美游离的爱及其给予初美的伤害，都说明他彻底掌握了现实中的游戏规则，这种规则极端自私而毫无利他性，充满物欲和野心。这个人物已化身为自私，物欲与野心的符号了，他正象征着作者青春成长过程中醒悟到的丑陋的自我和丑陋的现实的一面。因此，作者称其为“是个无可救药的世间俗物”。
跟永泽不同，初美虽然也是现实化的人物，但作者给予了它肯定的评价。初美是典型的日本女性形象：柔美、温驯、善良、逆来顺受，她给予“我”母亲般的温暖的慈爱，这从她总是张罗要给“我”找对象这一细节可以看出。她是渡边心中最完美的女性形象。书中并没提及主人公的家人，但初美已经可以看作是作者安排给“我”的母亲。从“我”对初美的钟爱可以看出，虽然作者是一个“西化的少年” [ 3 ]但他传统的家庭价值观是没有变的。母性的温柔，的确在治疗我心灵上的伤口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最后，小说里还塑造了一个很特殊的人物——玲子。一些人认为，玲子是一个次要人物，在我看来，玲子不仅作为“我”跟直子之间的桥梁，更重要的是她的身世是另一个“我”的象征。初始，玲子是一个很健康的人，生活美满，事业有成，家庭幸福。但在与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却被深深伤害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伤害她的竟是一个比她小十多岁的女孩，而这个女孩正是受到丑陋的社会毒害的。于是玲子迷惑了，恐惧了，深深躲在自己的自我当中不愿接触世人。后来经过漫长岁月的疗伤，她才得以重新走出往事的阴影，重投社会的怀抱。玲子的康复伴随着直子的死，这不是偶然的，是作者的刻意安排，它象征着“我”心中并不能割舍跟社会的联系的想法，虽然“我”跟现实社会发生冲突、矛盾，但最终仍战战兢兢地摸索着走回社会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