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时评：微博打拐验证民众智慧理性
充分重视社会力量在更多的社会领域内发挥良性作用，将对促进社会建设起到重大的助推作用
2011兔年春节，全国亿万人沉浸在喜庆气氛中，彭高峰或许是其中最幸福的人。他的幸福，是经历跌宕的悲极而喜。找到被拐走3年的孩子，这个男人从此告别肝肠寸断的失子之痛。
重要的是，是社会力量帮他找到了孩子。这个心酸又感动的故事，就发生在最近网络微博“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的大背景下，彭高峰正是靠微博网友帮助找回了被拐的儿子。
“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是网络时代典型的公民行动。在知名学者的带动下，这次行动通过微博激荡起一波一波的浪潮。不仅有大量社会名人参与街拍，还有多个慈善基金参与进来，以求建立数据库和培训志愿者，各地警方也接连出警调查核实，公安部以及许多地方公安机关都明确表态支持这样的民间行动，部分全国人大代表还表示准备在今年两会上就此提案。
这一系列连锁反应，验证了社会力量的强大与智慧，也体现了政府部门对群众力量的认同与支持。无疑，充分重视社会力量在更多的领域内发挥良性作用，将助推社会建设的进程。
让社会力量对社会建设起到推进作用，这首先是基于自然人的情感与文化的需要。就拿打拐来说，拐卖儿童，逼迫未成年人行乞，是人性大恶。而在一个追求文明的社会，失子之痛绝不只是零散的个体伤痛，而是亲情伦理引领下的社会共同记忆与体验。这就是“微博打拐”最重要的情感、伦理、文化的支撑。事实上，面对种种公益活动与公共事件，那些精神相通、忧戚与共的群体很容易黏合在一起。
“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些年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以民间力量参与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不容忽视的力量。随着现代公民的公共意识不断生长，很多公共事务正是因为充分吸纳大众参与，才避免了走向某种偏失。从这个意义讲，充分呵护社会力量的生长与壮大，让社会呈现更大的希望与活力，本身就是现代政府的责任。
当然，对于社会力量参与解决社会问题，也应该重视其边界。事实上，对此次“微博打拐”行动，大众除了热情参与，同时也并不缺乏反思与警示的声音。比如，强调“随手拍”必须注重对隐私权的保护，强调这种行动本身可能存在的专业性不足，特别是看到这种民间参与与现实规章之间可能发生的碰撞，进而诉求于通过制度完善来保证公众参与的理性与正当。
可以说，此次“微博打拐”是民间力量参与社会建设的一块试金石，证明了社会力量可以帮助政府作为，民间行动可以助推制度完善。当大众力量通过与专业机构协作，通过与政府部门进行良性互动，可以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润滑剂，以其智慧与理性来形成强大合力，对社会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微博打拐”见证公民意识成长
2011年1月2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在新浪微博设立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仅仅开博10余天，就吸引57万多名网民。截至8日，通过网上照片辨认，已发现被拐卖儿童6个，目前已经被顺利解救。记者了解到，已经有1000余张网友拍摄的乞讨儿童照片被发布在微博上。（2011年2月9日《钱江晚报》）
微博总有不俗的表现。微博上因钱云会案而出现的公民观察团刚刚赢得掌声，“微博打拐”的公民行动又开展得有声有色。如果说公民观察团还仅仅只是监督，“微博打拐”则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一直以来，“打拐”都是政府行为，由公安部门组织，可现在因为有了微博，公民“打拐”成为现实。技术发展为公民行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互联网见证了公民意识的成长。互联网是杂糅的。公民在互联网上的集体行动，有最早的“闪客”、“闪族”等无意义的，甚至带有行为艺术性质的行动，也有各种为了商业目的集体炒作，利用“水军”达到目的，令人不齿。但现在，从无意义的，到追求个人利益的，再到诸如公民观察团、“微博打拐”这样的公民行动时，我们感受到了公民意识的成长。“微博打拐”帮助的是他人，保护的是他人的利益。于建嵘网上呼吁后，这一行动在短短十余天内，而且还是很多人不上网的假期里，就能有如此大的参与度，这说明，与追逐个人利益是天性一样，保护他人的利益也是一种天性。而这种天性则是公民社会必不可少的内涵。有了它，社会更加温暖，也更加成熟。
“微博打拐”是共治的体现。公民“微博打拐”的自觉行动难能可贵，公安部门的及时关注和支持也难能可贵。社会治理原本就不只是政府的事儿；与政府一样，公民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但在一些方面，比如打拐，公民行动又无法与经过专业训练的政府行为相比，这时候就需要相互借力。在“打拐”上，公民行动借助政府部门的专业，政府部门借助公民行动的热情，相互借力，从而在解救、保护被拐儿童上达到善治和共治的目的。
当然，“微博打拐”这样的公民行动还存在一些瑕疵。比如，如此声势浩大的行动会不会打草惊蛇？对于那些真正的乞讨儿童随手拍照会不会侵犯隐私权等等。应该说，这些担心和质疑不是没有道理。但这些批评和质疑应该是善意的。毕竟，“微博打拐”是互联网时代中国公民意识成长的突出标志；而且，“微博打拐”的志愿者们也在避免这些问题，比如采取建立专用数据库的形式保护这些信息，避免侵犯隐私权等等。
总之，“微博打拐”不是公民干了政府的事儿——政府和公民原本就是社会秩序的共同维护者；“微博打拐”不是坏事是好事——它存在的问题在于它刚刚起步还不够成熟。我们要看到，“微博打拐”这一互联网事件不仅仅是互联网的大事，也是见证中国公民意识成长的大事。公民可以通过互联网做更有意义的事情，而互联网也可以让公民行动发挥更大的作用。2010年，微博一出生就不同凡响；2011年，微博让公民行动更进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