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际政治格局和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出现了深刻变化.冷战刚刚结束时,美国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得到稳固,欧洲联合势头加快,日本在亚洲经济中是领头羊.发达国家掌控着国际机制的制订和执行.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西方国家的整体实力出现了相对削弱的迹象.美国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以及其他一系列对外行为,损害了自身的国际形象,削弱了它的软实力.现在美国经济又受到次贷危机的冲击,“硬实力”也受到伤害.欧盟和日本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人口的老龄化、数量增长缓慢甚至减少,都对经济造成了制约.目前,国际金融动荡对欧洲的打击甚于美国.就整体而言,发达国家信心下降,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和压力.相比之下,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等诸多新兴国家,抓住了全球化的发展机遇,迅速增强了国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西方人最近有一种形象的说法,叫做“增长在东方,债务在西方”；“历史的火炬似乎正在从西方传递到东方”.
但是,世界权力、财富和驱动力的重心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一定会遇到风暴、阻力和陷阱.随着权力、财富、驱动力的转移,困难、麻烦和批评也会转移.此外,这种“历史火炬”的转移是否代表着一个长远发展趋势,其历史意义是什么,还有待观察和深入研究.从地理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东方”国家,而且力促“东方”即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和安全机制的完善.但中国不会以“东”、“西”划界,去决定自己的安全战略,去组织或参加军事同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中国也会坚持开放性的原则,考虑到区域内外国家的利益和愿望.由于中国的经济合作已经拓展到“东西南北”的全球范围,中国的战略谋划不会受限于“东方”、“西方”的概念,不去同别的大国划分或争夺“势力范围”.由于中国在新兴国家中发展速度最快,对外部资源和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大,又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这一权力与财富转移的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国际角色,格外引人注目.一种很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大国崛起打破原有的权力平衡,冲击世界秩序,引发国际冲突,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规律,中国的崛起也不会例外,中美最终的对立和冲突于是不可避免.这种疑虑,提出了中国在处理当今国际事务时不能不予以重视和回答的一个问题,即中国如何评估、如何运用自己日益上升的实力和影响.应当认识到,尽管中国不断宣示自己的和平意图,强调自己的发展中国家属性和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障碍,国际上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很可能还要增加而不是减少.对此需要保持冷静头脑和平常心.同时,一般性的政策宣示和对“中国威胁论”进行驳斥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通过自己的行为模式和明晰的战略谋划,打破所谓“大国悲剧的历史定律”.在世界权力和财富转移的过程中,中国必须十分客观冷静地估计自身实力,力戒虚浮之风,谨慎分析各种国际力量的消长；既坚持国际道义原则,又避免不必要地卷入国际政治斗争的中心旋涡.第一,中国将坚持不结盟的政策,不搞大国集团政治；第二,中国将坚持全方位的开放政策与合作态势,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来决定国家关系的远近亲疏；第三,中国要创建出一个以自主创新、扩大内需为基点的、不过分依赖物质资源的新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这样,在国际格局转换的过程中,中国的发展就能够成为一个可预测的稳定因素.在上述三个特点和趋势的基础上,我们能够很自然地观察到当前世界政治的第四个特点,也即核心的特点——国际规则和秩序正在经历重大变革.国际政治最原始的规则,是所谓“丛林规则”,即弱肉强食,无法无天.但是,涂炭生灵、两败俱伤的战争教训,以及国家间经济上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催生了国际法、国际关系准则,以及逐步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机制和规范.然而无数事实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组织和现存的全球合作机制,远远地落后于全球化的进程,出现了严重的“国际机制赤字”.例如,联合国改革的呼声很高但进展缓慢；多哈回合谈判失败证明世界贸易体制亟需修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力应付日益扩大的国际金融动荡；能源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全球合作机制远未建立；国际人道主义干预的原则和规则争议很大；国际社会缺乏处理民族分离主义倾向的共识；各种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扩大,其行为需要纳入规范的轨道；八国峰会近年来邀请了五个发展中国家加入其中,但尚未形成有长远设想的、更具代表性的大国协调机制,应付日益紧迫的全球挑战.总之,全球治理的“赤字”越来越大,现存国际机制越来越难以应对新出现的全球问题,迫切需要改革或创新.否则,某些地区冲突、民族宗教矛盾就会失控,大国之间的合作就难以加深和持续,而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也将遭受更为严重的破坏.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中国对于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经历了一个重新认识和逐渐适应的过程.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中国在几乎所有重要的全球性国际机制中都发挥着积极作用,并履行相应的规则和义务.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和期待增加了,要求中国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在重新认识和逐渐适应现存国际规则之后,中国将扮演一个更为活跃的角色,即维护现存的合理秩序和国际准则,改革不完善、不合理的旧规则,倡导并参与制订新的规则.例如,作为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需要在《京都议定书》2012年失效之前,提出具体的节能减排方案,参与新的国际框架协议的制订；作为能源消耗和生产大国,中国应当在世界能源价格等问题上发出更响亮的声音；作为核大国和空间技术迅速进步的大国,中国将在核不扩散机制、军控机制、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机制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作为贸易大国,中国在今年WTO多哈回合谈判失败之后,需要同相关国家协调,寻求新的解决方案.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订,改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将使中国近年来阐发的“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和“共同构筑和谐世界”等理念,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落实.简而言之,在日益错综复杂的世界政治中,中国将扮演四种角色：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促进各个文明之间的交融,保障国际格局的平稳过渡,倡导合理的国际规则和秩序.现在,不但国际上对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连中国国内的民间舆论和学者专家,对中国的未来发展道路和国际战略,也是诸子百家,讨论热烈.我在这里提出的只是一家之言.我坚信,中国要承担的国际责任,中国的外交战略,首先依据的是本国国情,是主权、安全和发展三方面的国家利益,同时也需要考虑国际趋势和世界对中国的期待.深入研究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及其互动,在此基础上对国家政策提出建言,对国际舆论做出回应,是中国学者的重要责任和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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