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中国文化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是指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 汉唐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思想以及文字、绘画、建筑、雕刻等等，传入了日本，譬如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日本的传播，形成了日本的朱子学、阳明学；唐鉴真东渡，中国的佛教文化以及雕塑等传到日本，大量日本遣唐使如吉备真备、高僧空海、阿倍仲马吕等到中国研习中国的文化。如此，使日本的文字、建筑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现在我国难觅身影的十字亭，在日本还有完好的保存。在韩国，影响最大的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明清以后的实学思想，如果人们不知道李退溪、曹南冥、李栗谷、洪大容、丁若镛等人是韩国哲学家，仅看他们的著作难以判断作者的国籍。而中国文化中的礼教内容，在中国早已失传，在韩国还保留的相当完整，因此，韩国被西方国家称为是儒教国家的活化石。 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对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如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加深了这种影响。由此形成了世所公认的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特别是其中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和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思考，焦点是它们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在明清之际，通过西方耶稣会士，通过东学西渐，还传播到了欧洲一些国家。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先后传到西方后，对于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对法国的影响最大，法国成为当时欧洲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从17世纪开始，中国的一些儒家经典如《论语》、《大学》等，就通过法国传到了欧洲其他国家。法国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很少有不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如笛卡儿、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推崇程度，让我们现在都感到震惊。伏尔泰就在礼拜堂里供奉着孔子的画像，把孔子奉为人类道德的楷模。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直到费尔巴哈以及大文豪歌德等人都研究过中国哲学，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中国文化的影响。如莱布尼茨就认为，正是中国的发现，才使欧洲人从宗教的迷惘中觉醒过来。这种影响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法国的启蒙运动，影响了德国的辩证法思想。 那么，中国文化对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的影响与西方现代化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学术界对西方现代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反思，在反思中得到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现代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既不是始于16世纪的科学革命，也不是始于17世纪的工业革命，而是始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因为启蒙思想集中表现了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于是，就得出了这样两个基本命题和结论：第一个命题就是：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思想发生过重要影响；第二个命题就是，“启蒙思想是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必要条件”。结论就是：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国包括亚洲、欧洲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对中国文化给予了高度的认同和重视。 我们知道，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的现代化程度较高，但韩国的现代化不是在否定和抛弃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化，而是在对传统文化尊重、继承和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化。到过韩国的人对韩国人的爱国精神和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都深有感触。譬如，韩国目前最著名的大学成均馆大学，该校现在仍以儒家思想为宗旨，以仁义礼智为校训。每年2月和8月，韩国人还会按照传统方式到文庙去祭祀孔子，还有完全按照传统儒家教学方式授课的学院，讲授的主要课程就是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在中国几乎已经消失殆尽的传统县学和书院，在韩国至今还有300多所。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也在2004年底在韩国首都挂牌成立。韩国还将儒家文化的精神，通过电影、电视，各种媒体，向全社会广泛宣传。可以说，韩国是以儒家文化立国育民的成功范例，被西方很多学者称作“儒教国家的活化石”、“典型的儒教国度”。韩国没有抛弃和否定传统文化，而是把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到了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中。 新加坡则从1980年代，就开始推行以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文化再生”运动。1982年春节，李光耀总理号召新加坡人民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儒家的传统道德，并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政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的“治国之道”。1988年10月，第一副总理吴作栋又提议把儒家东方价值观提升为国家意识，并使之成为每个公民的行动指南。1990年2月，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充满儒家伦理精神的《共同价值白皮书》。该书提出了五大共同价值观为：(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编辑本段]启示
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重视传统文化告诉我们 第一、这些国家之所以都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是因为儒家传统文化中一部分价值观、伦理观已经积淀成为他们民族的道德规范和民族心理。如李光耀1978年在国庆献辞中曾说：“也许我英语比华语好，因为我早年学会英语；但是即使再过一千个世代，我也不会变成英国人。我心中所信守的不是西方的价值体系，而是东方价值体系。” 第二.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实现现代化，不必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可以相得益彰、并行不悖的。 吉林大学已故的著名哲学理论家高清海教授指出：“哲学”是民族之魂，哲学标志着一个民族对它自身自觉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体现着它的心智发育和成熟的水准。一个社会和民族要站起来，经济上的实力是必要的基础，然而这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首先要从思想上站立起来，一个在思想上不能站立的民族，哪怕它黄金遍地，也不可能真正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它内在地要求人们从理性的高度来判断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澄明社会发展的价值前提，反思未来发展的可能道路，也即是说，创建当代中国哲学理论，乃是中国人反思自己的生命历程、理解自己的生存境域、寻找自己未来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和迫切需要。
[编辑本段]中国文化与共产主义的关系
刘周在“论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一文中认为：苏联十月革命后，共产主义思潮能够在中国大地上迅速落地生根，并蔚成燎原之势，其深层原因与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大同”情结有重要关联。作者认为：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体现在三个方面：一、社会理想的统一；二、运用儒家“仁”的精神的统一；三、运用儒家“礼”的精神的统一。以下是分述： 一、 社会理想的统一 三民主义的社会理想为何？孙中山先生说：天下为公。 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为何？马克思博士说：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孙中山所说的“天下为公”系出儒家《礼记·礼运·大同篇》，是儒家的最高社会理想，也是三民主义的最高社会理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则是共产主义的最高社会理想。 三民主义暨儒家文化所主张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以及马克思所主张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内容如何呢？ 《礼记·礼运第九·大同篇》：“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三卷：“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的时候；当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时候；当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现在，我们来看《礼记·礼运第九·大同篇》中最关键的两个句子：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是说人们热爱劳动，就象害怕自己的力量无处释放一样，而且劳动创造的财富不一定非要据为己有。换句话说，就是“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所以，劳动是“自我”能力的释放，劳动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劳动“不必为己”，人们都能“各尽所能”。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这是说社会的物质财富已经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就象讨厌财富一样，把财富任意的弃置于地，而不是收藏起来，据为己有。换句话说，就是“当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人们已经能“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超出这种使人象夏洛克那样冷酷地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54页）。这时候，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都得到了充分的提高。所以任何财富都“不必藏于己”，人们都能“按需”取用，而不是大肆攫取或肆意糟蹋属于社会公有的财富。社会已经可以“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了”。 从这点上讲，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所追求的社会理想是统一的。 二 运用儒家“仁”的精神的统一 仁是儒家思想的内核。它要求统治者在不损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一定的阶级让步措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存在于社会经济领域内的——被统治阶级造反的必要性。仁的精神实质，就是使“民”无造反之必要。如何使民无造反之必要呢？首先就是要解决涵盖社会各阶级的“民生”问题，使社会各阶级的成员在不改变自身阶级地位的前提下就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而这也就是“民生主义”的主要精神，所以民生主义的指导精神与仁的精神是统一的。那么，此二者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如何呢？孙中山先生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孙中山选集》第802页）。共产主义是什么兀抗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