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本名，即学名叫李尧棠，号芾甘。此外他还有一个小名，叫升麐；他大哥的小名叫果麐，麐哥的小名叫安麐，一个兄弟的小名叫开麐，都是依“麐”字排下来的。
成年后的巴金，除“巴金”之外，还用过“壬平”、“极乐”、“佩竿”、“黑浪”等笔名。后来，巴金曾回忆说：
当时旧金山有位华侨，办了刊物《平等》，我供稿子，文章写多了，用一个名字不太好，就时常换名字，随时想起随时用，没有考虑什么用意。时间太久了，有些事一时记不起，看到文章就能回忆起来。
关于“巴金”笔名的由来，至今国内外研究者还有些不同的说法，许多人猜测这两个字来自于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其实不然。巴金在八十年代接受青年学者陈思和等人采访时，曾说：
我在法国的沙多－吉里写小说《灭亡》，并没有想到拿它发表，只想自费印刷几百册送给大哥和一些熟人。我找个朋友（按：即当时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索非）帮忙。我不愿用自己的真名，想到一个在法国的留学生，不久前在昂热自杀的巴恩波，就采用了一个“巴”字，以示纪念；“金”是那个学哲学的朋友建议采用的。“巴金”不是我有意取的笔名，那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一生和文学联系在一起。《灭亡》寄走后，我去巴黎，胡愈之找我为《东方杂志》翻译托洛茨基纪念托尔斯泰的文章，我在译稿（《托尔斯泰论》）上署名“巴金”。后来，这篇后署“巴金”的论文却先发表了（按：该文载于1928年10月《东方杂志》第二下五卷第十九号），最先署“巴金”的小说《灭亡》是1929年才开始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的（按：载《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一期）。实际上还是《灭亡》最早用“巴金”这个笔名。
除此之外，巴金在1957年9月27日写给前苏联作家彼得罗夫的信中，也对自己的名字作了注解：
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写好《灭亡》要在原稿上署名，我想找两个笔画较少的字。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我看到了“金”字，就在稿本上写下来。在这时候我得到了一个朋友自杀的消息，这个朋友姓巴，我和他在法国Cha–teau-Thierry同住了一个不长的时期。他就是我在《死去的太阳》序文中所说的“我的一个朋友又在项热投水自杀”的那个中国留学生。我们并不是知己朋友，但是在外国，人多么重视友情。我当时想到他，我就在“金”字上面加了一个“巴”字。从此“巴金”就成了我的名字。
“巴”，显而易见指的是那位早逝的同学巴恩波；至于“金”，不难见到其实指的就是克鲁泡特金。克鲁泡特金（1842～1921；Kropotkin，PiotrAlekseevich）是俄国民粹主义革命家、地理学家和世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理论家、活动家。他流寓英国约30年，潜心于无政府主义理论的研究著述，继承并发挥P.J.蒲鲁东、M.A.巴枯宁的学说，提出一整套关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理论。巴金15岁的时候，无意中读到了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从上海寄给他的。这本书深深震撼了他的灵魂，书里面全是他想说而没法说清楚的话。那雄辩的笔调简直要把15岁的巴金的心烧化了。他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从《告少年》里我得到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幻梦，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都会马上消灭。”从那开始，巴金即成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而且终身不渝。
巴金一生写过九百多万字的文章，用过二十多个署名。但“巴金”这一名字用得最多，也最为大家所熟知。从“巴金”这一笔名的来源，不难看出巴金本人对友谊的怀恋和对信仰的坚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