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府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禁方”认为：烟花爆竹噪声扰民，污染空气，易引发火灾和伤亡；甚至将之斥为“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陋习”。的确，放烟花是有“外部性”的，是不能用“这是个人自由”来辩解的，因为消极自由是以不影响别人为边界的。而反对者则认为，这是“理性的僭越”，放烟花是维护文化多样性，保护民俗传统。“禁方”有一种态度值得注意，就是希望政府出行政命令，或者立法，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话题的争论。这未免有些“致命的自负”。其实，回顾烟花禁与弛的历史，我们能明显看到，政府的管理与民意之间有复杂的博弈：政府决策应体现社会共识，实现不同利益诉求的共赢。 1994年前后，全国各地纷纷祭出“禁放令”，比如北京施行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城区全面禁放。当时，各大城市都制订了“禁放令”，甚至像河南省安阳等三线城市，也搞了禁放。当时的“禁放令”，引发了民意的严重反弹。据当时央视报道，除夕夜北京700多平方公里的禁放区内，全被火光和硝烟所笼罩，“禁放令”成一纸空文。法学家贺卫方教授对此评论道：一项法规遭到公民的集体践踏，大致是因为法律本身很糟糕；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在立法时要充分反映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禁放令”一直被挑战，2004年前后，成都、南京等各大城市，放开禁令，“改禁为限”。当时，媒体竞相报道这是传统年味的回归。2006年春节，北京也取消了禁放令。有人称之为：法律与民俗文化博弈12年后，文化获胜。烟花从禁到弛，与其说是“文化胜利”，毋宁说民意的胜利。法律的执行需要全社会的共识；缺乏认同感的规定，很难得到执行。如今解禁已经六七年了，全社会对烟花爆竹的态度，又有了微妙变化。烟花爆竹从之前被“压抑”的民俗，变得常与噪音、伤害等联系在一起。于是近一两年，禁放烟花的话题，又重新进入公共空间。从禁到弛，再从弛到禁，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不是历史在走回头路，而是社会共识发生了变化。说到底，烟花的禁与不禁，禁绝还是限制，应由社会共识决定，而不是光靠政府的行政命令。仓央嘉措有诗云：“清明过了春自去，几见狂蜂恋落花。”失去了社会认同的民俗，自然没有生命力，对此不必抱缺守残。比如，在中国古代的“寒食”节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已被大家扬弃。烟花的禁与不禁，是一个公共话题，辩论各方代表着不同群体的诉求，本无对错之分，所以让我们在这场辩论中，学会尊重不同意见，操练公共意见的表达，这个过程比结果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