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直是我国现阶段的外交政策,但近期变化的国际形势及有关国家的围堵都对中国外交提出了严峻挑战,2010年冬季从10月29日至11月8日起,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相继访问了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新西兰与澳大利亚.突然如此密集的访问亚太地区国家,让人不得不担心这访问背后所隐藏的外交威胁.
也有观察家因此发出警告—在美国日益活跃的亚洲外交压力之下,中国周边外交数十年来构筑的基础,很可能功亏一篑.这样的警告,并非耸人听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也曾在报刊杂志中说,东南亚周边小国对中国心存疑虑,表面上说的跟它们心里想的并不是一回事,明确的指出了中国外交在周边花的精力远远不够的事实.在美国访问频繁访问亚太地区的这场政治角逐中,朱锋教授指出“中小国家外交发生调整”,是说明它们都在利用中美两强的竞争与矛盾渔利,而美国则利用亚太中小国家的恐华心理,顺势全面介入亚太事务,扮演“大哥”的角色,构筑一个对华的“统一战线”.正因如此,当希拉里以及奥巴马访问亚洲时,无时不刻都在强调盟友关系、地区安全以及共同的价值观.明眼人一看便知,美国人通过把中国塑造成威胁者角色,在中国的周边大收“保护费”,以安全、价值观为纽带,获得对方的市场回报.
自“天安舰”事件、中日钓鱼岛争端,以及“南海核心利益论”的冲击以来,中国跟周边国家的外交屡着考验,尤其是美国在背后推波助澜,适时对中国施压,使得我国外交压力不断上升,国周边外交也出现了危机.
那么我们要如何应对危机呢?我们该如何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外交政策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所长郑永年教授曾提出：确立中国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权这一解决办法,随着中国的崛起和“走出去”,和西方的摩擦甚至冲突不可避免.尽管摩擦和冲突具有物质基础,但很多冲突的发生是因为价值观的不同.而价值观层面的冲突往往又是因为双方有效沟通的缺失.对中国来说,要和国际社会沟通,就需要确立自身的外交话语,要表明自己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产生并非中国单方的自我认同,而应该是一种能够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因此我们所确立的“国际话语”必须是结合中国本身的经验,并在和外在世界（既包括西方世界,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我十分认同郑永年教授所提出的观点,毕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的话语已经远远不够.虽然“和平崛起”说明中国本身“为什么和怎么样”融入世界体系.也表明了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愿意承担一个大国的责任的态度.但是,这个话语不能减少我国在“走出去”过程中和西方的利益发生冲突,尤其在价值观层面的矛盾.因此我认为“确立中国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权”是刻不容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