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孙权的评价。字数多多益善。
东吴太祖大皇帝孙权(182-252),字仲谋,汉族,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三国时期吴国的开国皇帝,西元229-252年在位。据说孙权是中国兵法家孙武的后裔。幼年跟随兄长孙策平定江东,孙策英年早逝,孙权继位为江东之主,他仁贤用能、挽救了江东危局,保住了父兄基业。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与刘备联盟,大败曹操于赤壁,天下三分局面初步形成。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偷袭刘备的荆州成功,使吴国的领土面积大大增加。章武二年(222年),孙权称吴王,建兴七年(229年)称帝,正式建立吴国。 在开展军事、外交活动和扩大地盘的同时,孙权注重发展生产、富国强兵。他接替其兄主事不久,大约在建安七八年个即开始推行屯田。东吴屯田分军屯和民屯,设典农校尉、典农都尉、屯田都尉等职官管理,屯田兵且耕且战,屯田户只须种田,免除民役。屯田地区分布很广,屯田的军民多少不等,皖城的屯田基地有屯兵数千家,而毗陵的屯田民则有男女数万口。东吴屯田的规模可观,且多用牛耕,耕作技术也较先进。 黄武五年(公元226年),陆逊以所在少谷,上表请令诸将增广农田一拓开屯田只孙权回报说:“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孙权同意扩大屯田面积,并将驾车的牛改作耕牛,亲自耕田,鼓励将吏屯垦。 孙权也注意兴修水利,他于黄龙二年(公元230年)筑东兴堤,以遏巢湖水,又于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作堂邑涂塘(即今江苏六合县互梁堰),此外,还开凿了几条运河,这些运河既是内河航道,又有灌溉作用。 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孙权多次宽赋息调,夺取荆州后,“尽除荆州民租税”,并下令诸将要居安思危,加强武备,崇尚节俭,黄武五年(公元226年),下令说:“军兴日久上民离农畔,父子夫妇只不能相恤,孤甚愍之人今北虏缩窜,方外无事,其下州郡,有以宽息。”其后,于黄龙三年(公元231年)正月下诏:“兵久不辍,民困于役,岁或不登。”要求放宽催收农夫所欠租税,并不要再征租赋,又于赤乌三年(公元240年)正月下令禁止“当农桑时,以役事扰民”,以保证春耕正常进行。 编辑本段对航海事业的经略和认识 孙权为扩大势力,曾于黄龙二年(公元230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亶洲”,吴军势力达到了夷州(即台湾岛),揭开了大陆与台湾交往的历史序幕,孙权还进一步巩固了对交州的统治,积极派人与徼外的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南方)诸国建立友好关系,以后,又派交州刺史出使南洋诸国,与印度建立了外交关系。 吴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献乐人及方物。范旃大将范寻为扶南王时(245~251),孙权派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出使扶南和南海诸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两人归国后,朱应撰《扶南异物志》,康泰撰《吴时外国传》,这是研究东吴与外国交往的重要资料,可惜二书均已遗佚,仅在《水经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通典》、《太平御览》、《文选注》等书中残存一些片断引文。 在吴韦昭的《吴鼓吹曲·章洪德》中,对当时东吴和南海诸国的来往有如下描述:章洪德,迈威神。感殊风,怀远邻。平南裔,齐海滨。越裳贡,扶南臣。珍货充庭,所见日新。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壤。东吴时代,南海诸国和东吴的海上贸易络绎不绝,东吴的船只“弘舸连舳,巨舰接舻,飞云盖海,制非常模,叠华楼而岛跱,时仿佛于方壶。”各国商船往返两地,可以说是东吴航海获利最大之处。据万震《南州异物志》上记载,当时在南海上还有波斯(伊朗)、天竺(印度)大海船远来贸易,而在吴“黄武五年[应为嘉禾三年至六年(公元234-237年)],有大秦(古罗马)贾人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使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孙权既然能派遣使者送秦论回国,则表明东吴也有能力到达大秦,而且康泰《吴时外国传》也记“从加那调州,乘大海船,张七帆,时风一月余,乃入秦,大秦国也。”大秦是位于欧洲地中海的古老帝国,可见孙吴的泛海远航已影响到欧洲。三国之世,东吴海军南至南海诸国、北达辽东朝鲜、扬威亚欧、享誉海内外。 编辑本段对台湾的经略和认识 根据可靠记载,到了三国时代,台湾明确称为夷洲。三国时的吴国立国于江南,领域包有会稽及东南滨海地带,和海外的关系极为密切,造船事业与海上交通的发达都超过了前代,所以孙吴政权对于海上经营颇为注意。据《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记载,黄龙二年(230年)春正月,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甲士万人,渡海去求夷洲及亶洲。由于亶洲绝远,没法到达,只到了夷洲,并俘数千人而还。此役是大陆王朝开始经略台湾的一件大事。又《三国志·吴志·全琮传》记载,此役历时“经年”,士卒多染疾病,死者十有八九。由于上万甲士到达夷洲,而且停留将及一年,自然增加了吴人对夷洲的知识。 夷洲所以能确定为台湾,有赖于吴国丹阳太守沈莹所作《临海水土志》(见《太平御览》卷780所引)关于夷洲的记述。《临海水土志》记载说:“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吴国临海郡的地域,大约北起今浙江宁海、天台,南迄福建闽江入海口以北沿海一带,所谓夷洲“去郡二千里”,这与台湾的方位正相符合。至于夷洲的气候、地形、山夷等,也皆与台湾相同。《临海水土志》又记述夷洲物产及山夷居住、饮食、嫁娶、穿耳、凿齿、猎首等习俗,所述情形都可以在明清时人关于台湾的著述里找到对证。只是《临海水土志》说到山顶有越王射的之白石,在明清时代的台湾已无迹可寻,大概是由于时代久远不存了。又说到山夷处于石器时代,使用青石做成的箭头、刀斧等,这种情形在明清时代的台湾也不见了,这是由于台湾番族已脱离了石器时代。 沈莹于吴主孙皓在位期间(164—280年)撰成《临海水土志》,记载夷洲具体翔实,有如亲历目睹,学者们推测沈莹可能参与黄龙二年夷洲之役,至少也应是接触过夷洲之役归来将士。由于《临海水土志》所提供的记述,绝大多数学者都以为夷洲确是台湾,今日已成为定论。 编辑本段经略辽东历史意义 孙权通辽东一事,历来为史家所诟病。裴松之认为“此役也,非惟暗塞,实为无道”,表现了孙权的“愎谏”和“昏虐”。后世学者也往往以“刚愎自用”评论此事。近年来肯定孙权历史功绩的文章多起来了,但对于此事亦多避而不论。但是,如欲更全面地评价孙权,这桩历史公案似不能回避。 孙权对辽东的经略,使当时东吴政权蒙受到一些损失,付出了代价,正如其通夷洲、亶洲时也曾蒙受损失一样,但是,它对于历史的发展,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首先,是开辟了江左直通东北地区的海上交通。在孙吴以前,北部沿海的航线已经分段开通,先秦秦汉时期已先后开通了由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的航道,由江浙沿海至山东半岛的航道。但是,由于东汉时期江左地区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还没有形成强大的政治中心和大都会,因此这条航道的来往并不频繁,而且还没有开通从江左直达辽东半岛的航路。孙吴立国江左后,这里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政治中心,经济文化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形成了以建业为代表的大都会,因此有了进一步开通北部航海运输的需求。孙权频繁通使辽东,使江左与辽东地区的直通航线得以开通。这条航道,如胡三省所说:“自建康出大江至于海,转料角至登州大洋;东北行过大谢岛、龟歆岛、淤岛、乌湖岛三百里,北渡乌湖海,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通鉴》卷96)。具体来说这条航线是:从建康(今南京)沿长江东下,在长江口北端海门附近之料角转向北行驶,傍黄海海岸北行,绕过山东半岛东端的成山角,再进入登州大洋,即威海、烟台北部海域,再沿庙岛列岛北上,经大谢岛(即长岛)、乌湖岛(即北城隍岛)等,渡渤海海峡到达辽东半岛南端的都里镇。都里镇即马石津,亦即三国时期的沓津(或称沓、沓渚),即今辽宁旅顺附近。沓津在三国时期已发展为孙吴与辽东通航通商的重要港口。孙吴出使辽东的船队即停泊于此,在这里进行互市。再由此处上岸由陆路至公孙渊首府襄平(今辽宁朝阳)。 这条海道的开通,大大便利了江左地区与东北地区的交通,史称“吴虽在远,水道通利,举帆便至,无所隔限”(《魏志·公孙度传》注引《魏书》)。此后,历东晋南朝,这条航道便日益繁忙起来,成为六朝时期江左地区与东北地区交通的重要线路。出现了“乘舶泛海,使驿常通”(《南齐书·东夷高句丽传》)的情景。有了这条海道,东晋南朝时期,得以越过北方的胡族政权,与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和朝鲜半岛诸国建立了交往,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第二,孙权对辽东的经略,加速了江左与东北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通过这种交往,孙权除了从东北地区得到马匹以外,双方又各以“方土所出”进行互市。孙权“比年已来,复远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货物,诳诱边民。边民无知,与之交关”。“浮舟百艘,沈滞津岸,贸迂有无”(《魏志·公孙度传》注引《魏略》)。双方还互赠特产,辽东方面向孙权“献貂马”(《吴志·孙权传》)。孙权也以“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公孙)渊”(同上)。高句丽也曾向孙权“贡貂皮千枚,鸡皮十具”,孙权则向高句丽“赐衣物珍宝”(《吴志·孙权传》注引《吴书》)。这种交往,对于两地的物产文化交流产生了积极的意义,晋人孙楚在遗孙皓书中说:“昔公孙氏承藉父兄,世居东裔……不供职贡,内傲帝命,外通南国,乘桴沧海,交酬货贿,葛越布于朔土,貂马延于吴会”(《晋书·孙楚传》)。江左以纺织品为代表的物产文化传到了东北,东北以貂马为代表的物产文化传到了江南。这对于加快两地人民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后来,江左的蚕桑也是通过这条海道传至辽东地区的。“先是,辽川无桑,及(慕容)廆通于晋,求种江南,平州之桑,悉由吴来”(《太平御览》卷955引《十六国春秋》)。 孙权对辽东的经略,与其浮海求夷洲一样,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其历史作用是应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