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认为，在词的发展史上，李煜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仕大夫之词。最早的词作见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唐代敦煌曲子词和云谣词，用品读唐诗的的观点看，十分鄙俗，多是些男欢女爱、相思之怨。当时的词主流属于民间流行的一种文学方式，就像一棵没有经过剪裁的桂树，更像一块未雕的璞玉。李煜的出现，扩大了词要表达的内容，给词的创作带来新的血液。李煜以自己高深的文学修养和艺术功底，自觉的创作意识，把单一的内容扩大了，再加上他从身为帝王到为人捋掠的前后反差，自身情感、家国的变迁，使词这种原本“肤浅、轻薄”的文学方式内涵扩大和丰富起来。试想，李煜之前的哪个帝王曾经这样自觉地使用词的方式抒发自己的离家之仇、亡国之恨。
王国维给李煜以从高的评价。王国维引用尼采“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这句话为前提，进一步说：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然后他拿北宋徽宗赵佶类比，说，赵佶的词作不过是“自道身世之戚”，而李煜的词则是俨然有释迦牟尼、耶稣基督担负人类罪恶的意思。对于二人的评价，高低可见。李煜和赵佶是中国历史上最相类似的两个帝王：都是从小锦衣玉食、都是末代皇帝、都被俘虏、文学造诣都颇深、都对文化发展做出贡献。但王国维认为赵佶的词作只是唠叨唠叨自己的不幸，而李煜则在感叹自身不幸的同时，把这种不幸放大、推及、延展和引申出新的含义，由此想到家庭、国家，及易引起读者的共鸣。这也就是文学作品的功用之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