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可望继续回升，宏观调控注意预调和微调
2009年，我国成功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带来的巨大冲击，经济增长达到8.7%的速度，明显超过了年初制定的保8％的预期目标。2010年我国的经济走势会好于去年，企稳回升的势头能够延续下去。中国经济内部增长潜力巨大，尽管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会放缓到10％以下，但潜在增长率仍可保持在9％左右。综合考虑国内经济增长潜力、去年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在今年
对于2008年11月开始的货币信贷猛增势头，很多人担心这样会导致后续的通货膨胀压力和银行呆坏账风险。人民银行也一直在关注事态发展，密切监测市场的流动性、货币供应量和价格指数，随时通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回收货币流动性。2009年6月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回暖情况逐步明朗，当月贷款增加额也大幅度减少；到了11月，国务院明确提出既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要注意管理通货膨胀预期。最近一段时间，人民银行采取了连续发行央票、提高央票利率，以及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拨备率等措施，这一系列调控措施仍属于管理通胀预期的动态微调，而不是宏观经济政策基调的转变，并不表明宏观调控重点转到抑制通胀上来。在把握政策基调的同时，及时预调，动态微调，并使之常态化，这也是宏观调控的一种艺术。
形势好转更应关注抓改革、调结构、促转型
考虑到今年我国内外部总的经济形势明显改善，上升势头好于去年，我们在继续促进和保持经济稳定回升的同时，应该抓住经济回升而且比较稳定的时机，更多地关注“抓改革，调结构，促转型”。去年为了应对危机冲击，我们在保增长、扩内需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在调结构、促转型方面取得的成效相对差一些。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投资增长粗放、结构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等问题，在有些地区或是被忽视，或是被掩盖起来。中央提出的调结构的要求，在不少地区落实得不够理想。具体表现为能耗高、排放大的项目重新上马，近期一些新兴行业盲目扩张。危机冲击也暴露出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缺陷，特别是为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制度建设严重滞后，信贷扩张对小、微型企业支持不够。一些大城市房价回升过快，楼市调整不到位，存在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隐忧。在危机冲击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的矛盾进一步暴露。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导致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利润空间缩小。前些年投资和出口增长速度高，但效率低，在国内外需求收缩的背景下，产能过剩问题凸显出来。现在最困难的局面已经扭转，经济向好的态势越来越明显，我们应该认真看待这些问题，不要再使它们愈演愈烈。
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正在发生深刻而重大的调整，经济复苏后的绿色发展、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备受关注。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着突破。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从应对危机开始，就已经做出跨越危机的先导性战略安排，力图在新能源和低碳经济等领航产业、先进技术、国际竞争和道德评判中占领制高点，形成后危机时代的竞争新优势。中国责任论和威胁论也会不断花样翻新，西方国家要求我们减少碳排放、减少出口、加快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不断加大。这些势必给我们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势必带来严峻挑战。
有鉴于此，我们确实应当加强紧迫感，进一步审视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种种缺陷，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要密切关注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新动向，谋划跨越危机的新举措，在调结构、促转型上下更大的功夫，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争取主动。我们要善于抢抓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市场机遇和发展空间，推进自主创新步伐，积极发展战略性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努力形成战略高起点，在新能源、清洁能源、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方面走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切实推进优胜劣汰和结构升级。我们也要善于利用国际企业重组并购成本降低的时机，有效吸引多种外部资源和要素来提升我国企业竞争力。我们还应当促进国内区域合作与合理布局，形成地区优势互补，增强整合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扩大我国应对未来世界经济振荡的回旋余地。
鼓励用信息技术和节能减排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应当成为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主要技术路线，也应当成为调结构的重要着力点。这对我国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促转型、培育新增长点来说，具有突出重要的意义。我国能源禀赋结构以煤炭为主，资源枯竭地区和老工业基地众多，促进经济转型和发展接续产业的任务紧迫而繁重。同时，我国制造业实力较强，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体系比较齐全，熟练技工资源充裕，又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双加速的发展阶段，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加快用信息技术和节能减排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可以把我国在市场需求、成本、规模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发挥出来，形成新的要素组合优势，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将极大地提升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在新一轮国际
资那样见效快，因此需要设计针对性和导向性更强的政策组合。
为继续扩大消费需求，应当坚持行之有效的一系列消费政策，例如家电下乡、摩托车下乡和农用车下乡等。此外，还需要研究和再出台一些鼓励和引导消费的新政策：
一是结合小城镇规划和乡村规划，支持农村危旧房改造和农民自建住房。国家宜采取补贴政策，支持建材和装修材料下乡、下小城镇。在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由温饱型向小康型升级的过程中，城市居民的消费热点主要是买房子买轿车，而农村居民则主要是盖房子、装修，改善居住条件。农民这方面的需求潜力极为巨大，要远远大于家电、摩托车和农用车下乡，亟待调动和满足。这是一项力度更大、影响深远的鼓励消费政策，不仅刺激消费，还拉动生产、就业和投资，不仅涉及农村，还会扩散到小城镇，影响城乡统筹和城镇化进程，因此应当注意做好相关规划。
二是可以考虑把国有企业上交红利的一部分转化为居民可支配收入，主要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低收入群体困难补贴。此类补贴可采取消费券的形式发放。目前虽然已规定一部分减持的国有股纳入社会保障基金，但是这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居民短期消费。因此应当拓宽思路，让国有企业上交红利的一部分通过增加政府公共服务开支，直接用于支持居民短期消费，而不宜再纳入社保基金。
三是研究调整奢侈品税收政策，兼顾好刺激消费和引导绿色消费的目标。追求奢侈品消费，是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升级和需求多元化的客观趋势，与其让大量购买力流往境外，不如把它们留在境内，为拉动消费作出贡献。降低奢侈品税率或许有助于做到这一点。同时也需要考虑，通过环境税的配合，来抑制奢侈品消费带来的资源环境损失。我们既要鼓励消费，也要引导居民形成健康、绿色、可持续的消费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