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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危机后警惕公权肆意扩张 提示语:在当前对权力监督不到位的情况下，部门权力的扩大实际上意味着，某些官员获得了新的寻租机会与空间 现在，三鹿问题奶粉事件已经被有关方面定性为重大食品事故。卫生部、质检总局以及河北省政府，正调动全部的行政资源对此事件进行查处。相信在社会的高度关注之下，事情的真相一定会查出个水落石出。 结石奶粉事件之后，政府相关部门势必要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给社会一个交代。不过，我们所需要警惕的是，本次食品安全危机成为有关部门寻求权力扩张的借口。 回顾近年来的环保、安全生产以及卫生体制的改革，不难发现决策层往往将问题的产生归因于政府职能部门权力的弱小，因而，相应地将扩大政府职能部门的权力视为解决之道。很多部门正是因为不甘于做橡皮图章，而寻求更多、更大的橡皮图章。这固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在社会上刮起了各类“风暴”，但是，从本质上来说，部门扩权却有一种逆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而“向后看齐”的力量。 更加强势的政府部门必然要让相关方面为俘获权力而付出更多的成本。这就使得事故风险不但不会降低，反而可能会进一步升高。因此，要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授予相关职能部门更大的权力并不可取。部门扩权只是提高了它们在行政体系中的博弈能力，以及对公共财政的支配能力，部门拥权自重却最终于事无补。 实际上，我们行政体制的痼疾正是在于权力过大与权责不对称。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民众的权力太小，消费者的权利太单薄。食品安全问题的体制根源正是在于这种社会权力结构的失衡。因此，对于那些不良商家来说，他们只需要搞定政府与媒体，那么一般来说，就可以忽视消费者的存在。正如同有的企业作为当地的经济支柱，整个政府都在为它服务，有关质量监管部门也就形同虚设一样。其产品质量就只能靠企业的道德自觉。一旦官商沆瀣一气，企业的行为就几乎不受制约与监督，必然会为“结石奶粉”埋下伏笔。 应对食品安全危机如果重走部门权力扩张之道，必然会进一步加剧社会权力结构的失衡。与这种体制的惯性恰恰相反，当前急需要扩大的不是政府而是民众的权力，需要限制的不是消费者的上诉以及上访的权利，而是要削减政府权力、启动行政问责。食品安全问题的症结并不繁难，关键是这对解决问题有益，却伤害有关部门的利益。 所以，对三鹿奶粉事件能否带来制度进步，现在尚不能持乐观的态度。事实上，此次事件能不带来制度退步就已是万幸。我们所担心的正是，有些部门假借民意，进行新一轮的利益扩张，最终形成对民众权益的又一轮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