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陕西西安，有一座陵墓，1 000多年来一直是一个无法解释的秘密，它就是乾陵。乾陵被称作考古界的“三峡工程”。在中国历代帝王的陵墓中，乾陵是最特殊的一个：唐高宗和武则天两朝皇帝的合葬墓，规模极其巨大，珍藏十分丰富，有些专家甚至推测有500吨的文物。蹊跷的是，尽管这座陵墓1000多年来广为人知，历经无数战乱，却没有被盗墓的痕迹，始终纹丝不动。
假如把乾陵看成极其辉煌的隋唐文明的缩影，那么，乾陵在1000年来在沧海桑田的历史演变中的牢不可破，简直近似于隋唐文明的坚不可摧：一方面极其辉煌灿烂，为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成了中国人不思进取的温床，使中国的创新能力、应变能力匮乏。就因为后一个影响，隋唐文明实际上伤害了隋唐以及其后近1000年的中国人，特别是晚清的中国人。
这种对文明进程的“矛盾性的贡献”，武则天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武则天的一生，简单地说就是从“侍女”做到了“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9岁时，身为木材商人的父亲去世了，14岁时，她因外形靓丽，被唐太宗召进宫做了众多妻妾中的一个。649年，50岁的唐太宗病逝，唐高宗李治掌握了皇权。虽然这个与自己父亲的肢厅“才人”武则天有私情的皇帝，并没有在治理国家上体现出过人之处，但却做了一件影响巨大的事情——将武则天立为皇后。那年武则天只有32岁，却成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女强人”。她不仅善于玩弄权术，娴熟地散布神话谣言，还能熟练地推行酷吏政治和高压政策。同时，武则天是一个重视人才的人。为了网罗人才，武则天首创了“毛遂自荐”的制度，这种制度规定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自己举荐请求升官或做官。690年，即她正式当皇帝的那一年，她发明了“殿试”，亲自面试考生，为国家选拔有才华的知识分子；702年，她又开创了“武举”，为国家选拔军事将领。过去各州选送举人，往往排在贡物之后，她改为先人后物，充分说明她对人才的重视。她通过这些制度，把从实际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地主阶级人才大批提拔上来，而把不称职的官吏加以罢免。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气的宰相姚崇、宋璟就是他发现并且培养起来的。当武则天发觉自己埋没了人才时，常常感到伤感惋惜。骆宾王写《讨武氏檄》，把她骂得体无完肤、颜面扫地，她却赞赏他的文才，认为不用此人是国家总理的失职。
矛盾同时出现了。武则天把唐朝的国号改为“周”，史无前例地当了女皇帝，体现了极大的创新与反叛精神，但她并没有使唐朝沿着另外一条道路发展下去，唐朝其他所有帝王也是如此，所以在唐朝接近300年的历程中，前后是一脉相承的,基本沿着隋朝建立的一条固定、模式化的路，走了下来，虽然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把当时的中国推向了世界中心的顶峰，可也正因为这种根深蒂固的文明，使后继朝代宋元明清无法摆脱中国几千年来的老路，每一个朝代都只能几乎兆饥敬“抄袭”般地继承前朝，结果是，当历史要求中国作出变革以以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时，比如后来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中国却越来越僵化，像一列装满古董、黄金的列车一样，无法及时做出反应，最后只能被西方世界超过甚至蹂躏。这种现象越到清朝晚期将越加明显。
一步步创立鼎盛文明的同时，又在客观上给当时以及后世的中国人造成了伤害，唐朝是如何将这种矛盾逐步发展的呢？
“均田制”的实施，是唐朝拥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原因之一。几乎所有偏爱“均田制”的皇帝，都发现“均田制”是一种解决政治分裂的好方法。“均田制”是在魏晋南北朝逐渐形成的，并由隋、唐官僚加以完善。简单地讲，“均田制”就是中央政府分给每个强壮的农民大约100亩土地。这种制度根本不需要剥夺大地主、大家族所占有的土地，所以不会因为触犯了大地主们的利益而遭到反抗，这些土地很多是战争期间被荒废的土地。“均田制”一度中止了封建大地产的增长，拥有政治权力的大地主不需为那些已经分封给农民的土地交税，但广大的普通农民却是纳税的主力部队，所以“均田制”增加了国家税收。农民们得到了土地，还得接受军事训练，组成一支常备军，从而加强了帝国政府的军事力量。“均田制”自然带给了唐王朝很多好处，但是，由于农民的税收实际很重，而且要参加军事训练族慎，这就决定了唐朝的绝大数老百姓根本没有机会发展心智，甚至接受知识。
中央官制的健全，也促使唐朝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形成。唐朝的中央官制，是在“抄袭”前朝隋朝的“三省六部制度”基础上，做了一些创新和改进而得到的。这种制度使决策机构、行政机、监察机构相互之间的分工合作进展得有声有色。有幸到首都工作的人，将对唐朝的政府机构设置留下深刻印象。首都西安设有三个最高管理机构，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省直接在皇帝的领导下工作，制定政策；门下省审议中书省的决议，必要时，将决议驳回中书省重新考虑；尚书省负责贯彻执行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决议。尚书省下设六部：吏部、户部、兵部、刑部、工部、利部。各个部门高效协作、井然有序，有力地保障了唐朝的运转。但是，这种设置也导致相互推诿情况的出现，而且办事程序繁杂，影响效率，并且导致官员形式主义的作风。
黄帝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加速了这种矛盾的产生。唐朝皇帝的权利高度集中、至高无上，一方面确保了国家法令政策得到坚决贯彻执行，能集中全国力量办大事，如秦始皇、武则天穷全国财力物力修建浩大的陵墓；另一方面，黄帝权力的至高无上，加大了国家犯错误的危险性和人民的顺从性。在隋唐，宰相是辅佐皇帝决定军国大计的人，但宰相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这从理论上保证了决策的正确性，但唐代皇帝是最高决策者，宰相的决策必须有皇帝的恩准，并且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为制度执行。所以皇帝的个人综合素质和对国家的献身程度往往能决定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皇帝缺少有力的监督制度，可以凭借个人喜好或者心情随意处置国家大事，这与中世纪欧洲的皇帝有很大的不同，由于欧洲皇帝的土地和军队都分散给了大封建主，皇帝实际是一个“光杆司令”，同时，基督教会在欧洲国家一般拥有很大的权利，也对王权形成了某种制约，皇帝个人对国家发展方向的影响，相对中国皇帝小。
唐朝的教育和公务员选拔制度，也是这种矛盾性产生的重要原因。唐朝发展了一支能管理全国的精干高效的公务员队伍，巩固了帝国的政权，是隋唐灿烂文明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接受教育然后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考试，这是中国几千年来选拔人才的常用方法，这种方法甚至被沿用至今，只不过教育和考试的内容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前一个朝代隋朝恢复了汉朝的在全国竞争性考试的基础上选拔官吏的制度。唐朝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制度。这一制度完全形成后，由一连串复杂考试组成。首先是地方和县城的考试，每两、三年举行一次。有幸通过考试的人就有了担任较小官职的资格，还能进一步参加省城的乡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成功者就被授予一张“门票”——去首都参加会试的机会。只有6%的人能通过这一道十分重要的门槛，从而获得担任较高官职的资格。这些人中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通过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高一级的殿试，被吸收为中国最高贵最权威的学术团体——翰林院的成员；史官和其他执掌文学的高级官员都是从翰林院中选拔出来的。最初的考试除了儒家经典，也包括其他科目，如法律、数学和政治时事等。渐渐地，这些考试集中于文体和儒家正统观念，考生只能在儒家的大量著作中研究以下问题：主考官可能会偏爱那些篇章或者论点？又会对那些著作不感兴趣？这就极大地束缚了知识分子的视野，缩小了取得更大成就的空间。
唐代科举考试没有出身门第的限制，考生可以自行报考，因而为许多下层的读书人开辟了一条“为人民服务”的路，有利于国家选拔到优秀人才，从理论上说，公务员之门向一切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敞开，但实际上却更有利于地主阶级，地主阶级榜上有名的几率更大，因为地主阶级有足够财力和时间进行多年的学习和准备，同时，地主阶级加入了公务员行列之后，必定实行有利于本阶层的措施来保护自身的利益，这又必然加深了封建儒家思想的控制，更何况，科举考试录取的人数相当有限，大批人还是靠出身和门第走入公务员行列的。这一制度，使知识分子们成天在儒家著作里摸爬滚打，想象力和创新能力受到遏制，培育了顺从性和奴性；几个世纪后，随着生机勃勃的西方的侵入，它阻止了中国人作出及时、有效的调整和反应；幸好这种制度在1905年终于被彻底废除了。
唐朝制度上的完善和健全，直接刺激了社会的各方面——农业、商业、文化艺术等取得了极大成果，尤其是对未来世界将产生巨大影响的火药和印刷术也出现了。总之，唐朝因其光辉灿烂的文明逐渐成了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国度之一。当时的长安，也就是现在的西安，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全国的商业大都会。以长安为中心的驿道，四通八达，商人的足迹遍及全国，甚至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把中国文明，比如瓷器、书画书法作品、丝织品等，输送到了世界其它地方。隋唐的市场较前代更为发达，城市里有固定的交易场所——市，政府设置官员管理物价、税收等。当时的西安十分繁华，城内东西14条大街，南北11条大街；城内住宅区和商业区分开，划分出了108个坊；其中作为商业区的“东市”和“西市”长宽各约1 000米。隋唐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银行雏形，专营货币的存放和借贷，比欧洲地中海的金融机构要早六七百年。
唐朝的开放和宽容也促进了唐朝辉煌的出现。开放和宽容使强盛的唐朝散发着无穷的吸引力，所以在长安这座1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里，在纵横交错而宽阔的大道上，时常挤满了波斯人、印度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各种中亚人，他们或者在购物溜达，或者叫卖他们带来的“土特产”。他们很多人是从海路辗转而来的，在当时，隋唐的造船技术十分先进，能制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所造的战舰有5层楼，高百余尺，有“海上霸王”之称；唐初仅在洪州一地就造海船500百艘。而且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艘使用机械动力的轮船雏形——使用推进器的战舰。当时的中国人能够乘船从广州出发，经过新加坡海峡，辗转到达印度等地，当然如果跟几个世纪后欧洲的航海家们利用相对较小的船只绕地球航行的壮举相比，隋唐的航海规模不能算大。那些出没于长安的外国人，是作为商人、使节和雇佣军来到中国的。对外国人来说，除蒙古人的元朝这段短暂的时期外，唐朝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加开放。
这种开放在宗教事务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帝国疆土的扩大，陆上海上贸易路线的重新开放，致使外国许多宗教思想和大批传教士涌入中国，其中佛教的情况尤其如此。佛教最早于汉朝由印度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影响迅速增长，唐朝初期，其影响达到顶峰。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有时被称为“佛教时期” 虽然佛教在中国获得大量的财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宗教，但在此过程中，它却完全被中国同化了，这跟基督教在中世纪的欧洲占绝对统治地位完全不同。当时，中国宗教信仰十分自由，思想极为开放；因而各个佛教宗派逐渐形成。其中著名的是禅宗派，传入日本后被称为“禅宗”。佛教对中国的哲学、玄学、艺术和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它跟基督教彻底改造禁锢了欧洲社会不同，它没能从总体上改造中国社会。因为，在这块适应佛教的自由土地上，还有其他宗教，景教、伊斯兰教等跟它展开了争夺信徒的竞争。
隋唐的强盛文明就这样出现了。唐朝中国人面对这种盛世，采取了一种接近奢侈挥霍的态度。当今日本人雍容华贵的和服，便是从唐朝流传下来的，由此可见唐朝人对待衣食住行的享受态度。虽然唐朝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代表的经济十分发达，可是在100多万人口的首都西安，为作为商业区的“市”的总面积却只有4个“坊”的大小，“坊”是住宅区，在西安共有108个，占据南北大街11条，东西大街14条，“坊”内密密麻麻布满了王公贵族、富豪官员们的别墅，以及100多座寺庙，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那些店铺酒店也全是为了贵族官员等上流人士奢侈服务的，供应铜镜、锦袍、酒类等老百姓很少涉及的产品。奢侈逐渐成为时尚，即使那些对儒家经典很熟悉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当时唐朝崇尚“进口货”，虽然很多“进口货”相当贵，但还是十分畅销，以至于供不应求，于是出现了很多仿造的“赝品”或者掺假的货物，很像当今名牌货的仿冒品。唐朝人的生活方式也开始偏爱“外国式”。家居用具上出现了伊朗、印度及突厥人的画像与款式。文学家白居易在他的别墅院子里搭了几顶阿拉伯式的帐篷，招待来访的贵宾；皇太子李承乾的生活起居都刻意模仿突厥人，说突厥语而不说汉语。女人们时兴模仿胡人，穿男装骑着高头大马奔驰。当时还流行各种“胡饼”，特别是芝麻籽的蒸饼和油煎饼。唐朝中国人追求着奢侈。而那些最应该为世界文明作出划时代贡献的知识分子，也在“中庸”“无为”等思想的侵蚀下，追求着自身的安乐：虽然在炼制灵丹妙药的过程中发明了火药，但发明火药可不是发明者的愿望，他们只是想找到一种长生不老的药，永远在唐朝的盛世里活着；写出了众多诗词歌赋的文学家们，也许是为了激发创造灵感，对外国酒吧里的那些金发碧眼的外国美女迷恋不已，李白说，“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
隋唐的灿烂文明越是发展到后来，遇到严重挫折，它逐渐需要中国人重新建立一个朝代，把这种辉煌继续下去。在唐朝统治的最后一个半世纪中，政府面临一个王朝衰落常常遭遇的麻烦：国家开支远远超过了税收；人口增长大于土地供给，农民不能分到生产粮食的田地。随着“均田制”被破坏，地主们再次搜刮农民，扩大地产。由于国家的税收制度以人头税为基础，所以不断增长的国家开支都分摊到了农民头上，而这时农民占有的土地正在减少。政府作出调整，逐渐把人头税改为土地税，这确实增加了税收。可是自由农民的人数在下降，这意味着自卫军和徭役方面的人力减小。国家的国防事务日益依靠外国雇佣军和边境地区的“蛮族”部落——这些人根本没有自卫军忠诚可靠。难于糊口的百姓用起义的方式直接表达了不满。唐朝在农民起义失败后苟延残喘了20多年，之后的907年，一位叛军首领废黜了唐朝末代皇帝，洗劫了长安城，中国开始了为时半个世纪的“五代”时期。最后，一位军事将领重新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宋朝。
引人深思的是，唐、宋之间只相隔短短半个世纪的分裂，国家再也没有象在汉朝崩溃以后那样，经历长达数世纪的混乱局面。实际上，自唐朝起，中国文明规模巨大，根深蒂固，不可能形成长期分裂的状态，唐朝以后的历代王朝，几乎只能在隋唐文明所圈定的框框内舞蹈，虽然这种舞蹈有时候也很精彩，比如宋元明清都出现了耀眼的文明成果，但是，随着隋唐文明圈定的框框越来越小，后世朝代的舞蹈就跳不到最后，被来自那个框框之外的一种新的“舞蹈样式”所打断——这就是中世纪欧洲在基督教文明的压迫下产生的完全不同于基督教文明的“舞蹈样式”。当然，这种现象将在中国明清时期凸现出来，非常引人注目。
儒家学说统治下的中国文明在隋唐时期进入了罕见的高潮，被基督教完全操控的欧洲世界，却进入了“黑暗时期”，或许，林立的城堡，教派间血腥的仇杀，富丽堂皇的教堂，教士飘飞的黑袍子，扛着长剑的骑士，农民悲惨的生活……这些就是中世纪前期的欧洲文明的最好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