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为何会堕落成汉奸？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面对侵略，周作人自己的三观并非是激烈的抵抗主义。1935至1936年的周作人写的一些文字中可以窥见他这一时期的三观。《弃文就武》中，他认为“中国甲午以来至于甲戌四十年间变一直只保有讲和状态的海军……只好讲和的状态下，现今要开始战争，如是可能，那是否近于奇迹？”；《再谈油炸鬼》中，提及“和比战难……故主和实是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关于英雄崇拜》中，写到“中国往往大家都知道非和不可，等到和了。大家从避难回来，却热烈地崇拜主战者，称岳飞而痛骂秦桧……皆是也。”这三段文字表露了周作人实际上认为中国不可能战胜日本，“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够抵抗人家”猛迅，所以应当主和。做比喻的时候非常看重传统社会时期的事例，足见周作人对战争的认知也是传统范式的，并没有把抗日战争视为近现代民族主义上的战争，而传统社会的战争，领袖，精英和民众是可以有不同的态度的，就如鲁肃分析魏吴战争一样，鲁肃可以迎曹操，孙权不可以，周作人对自己的定位，则是鲁肃那样的精英，只不过他是主和派。周作人落水是桩悲剧，有他个性的原因，也有偶然因素的推动。
周作人个性很像其祖父（周介福），他的祖父因科举受贿入狱时，周作人常陪伴左右，颤培沾染了懦弱、孤高、多疑的性格。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鲁迅和周作人的祖父受贿，根据当时的法律来说，确应严惩，但目前很多论文是拿清朝盛期处理的方式来和清代晚期对比。可事实上，到嘉庆时，科举已原不如乾隆中期那么严格。比如明令不得带书入考场，举子必须搜身，但嘉庆时，书生已雇佣书童公然将书挑入考场，考试期间且有人送饭，而行贿行为亦不罕见。
中国古代民间的圈子行为与王法之间一直存在冲突，取决于统治者的力度，力度强，则民间收敛，力度弱，民间迅速反弹。鲁迅与周作人的祖父做法是典型的潜规则，不想被人出卖，于法自然不合，但在当时，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自然会想不开。这与他性格比较孤傲、与同侪关系不佳有关。据说周介福善谑，周作人曾检讨自己说身上有“流氓鬼”缠身，这大概就是受祖父和当时强者为王、弱肉强食的周边环境影响了。
七七事变之前，局势已经不好，周作人的朋友都劝他南下避难，周作人认为南下很辛苦，所以没有听从朋友的建议。他将自己的书房改名为“苦住庵”，认为“反正在中国旅行也是很辛苦的，何必更去多寻苦吃呢？”还认为自己家口众多，虽然看来只有夫妇子三人，但是随他居住的周建人的妻儿有四人，母亲鲁瑞和朱安也不能不管，这就一下子成为九人，避难费用会很高，不如留在北平省钱。怕吃苦，担心钱不够，而他自己的道德观念也无法作出独自南下的选择，所以这也是周作人选择留平的一个现实问题。家道中落后，鲁迅作为长兄，承担较多，考上赴日留学生（当时人们不愿意出洋，同期5人考上，有人借故不去，所以不算太难考），后学业半途而废，将周作人带到日本。坚定了留平的决心之后，周作人被北大视为留平教授，负有照顾校产的职责，肩负了这个职责就未免要和日本人、要和能和日本人说得上话的朋友打交道。譬如为了保护北大第二院不被日本宪兵队征收，周作人给汤尔和写了一封公函，但其实也是卖私人的面子，而汤尔和正是未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议政委员长、教育总署督办。他的好朋友钱稻孙也劝他接受伪职。有这些朋友的影响，也是周作人成为“汉奸”的一个助动力。
鲁迅对周作人比较粗暴，动辄痛殴，周作人则比较懒散，这对周作人的性格会产生负面影响，更偏于懦弱。
周家兄弟回国后，周作人先成名，因他日语好于鲁迅，又擅德语、希腊语等，创作上也比较有成绩，一度领袖文坛，而鲁迅此时专注于考据，强弱易位，二人情感已有裂痕。
鲁迅因《新青年》而成名，周作人与新月派中人交好，鲁迅则与徐志摩、陈源等势同水火，加上羽太信子的因素，导致鲁迅与周作人彻底分裂。
周作人性格懦弱，凡事不愿出头，他很少主持枝洞此文坛活动，虽然也推荐了不少新人，但基本不管事。张作霖占领北京时，鲁迅等人被迫南下，周作人却岿然不动。由此不难看出，1937年他选择不走，实为“遇事隐忍”“不愿迁移”的习惯性选择。
周门四弟子中废名曾劝周作人南下，但周作人表示，跟那些人走，不会有好下场的，不如留在北京。
当时许多人劝周作人走，如胡适等人，但周不为所动。一方面他的妻子是日本人，加上他的知名度，他认为日本人不会拿他怎么样；另一方面，周的生活技能太差，担心漂泊之下，难以自养。
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南下时，托周作人保护北大校产，周更有了不南下的理由。但北大初期还有一点汇款，后期这点前也没了，周作人一大家子人生活出现了一点问题。
周作人不肯离京，加上他夫人是日本人，一时“投敌说”甚嚣尘上，胡适等人还为他辩诬，但爱国学生（都是当时的高干子弟）组成的“锄奸团”决定拿周开刀，以粉丝之名登门拜访，一枪打中周作人的腹部（周系皮带甚高，子弹正好卡在皮带扣上，未伤及性命），还打伤了周门弟子沈启无（后因学术争论，被周逐出师门）。
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家中遭遇刺客袭击，一名手枪手诈称自己是天津日中学院的人，想要面见周作人。周作人请他进入会客室，手枪手掏出手枪向周作人和当时周作人的客人沈启无各发一弹，击中周作人的毛衣纽扣，所以周作人只有擦伤；沈启无则住院一个半月。而手枪手逃走的时候，被门房和附近的车夫保住，枪手的同伙遂开枪射击，打死一人，伤数人，枪手和同伙脱逃。这一事件摧毁了周作人不与日本人和日伪政权合作的底气——他怕死，怕家人因为他受折磨，所以钱稻孙一劝他去伪北京大学任职，他考虑考虑也就同意了。其实，此时周作人屡次拒绝日本军方诱惑，不打算投敌，此次刺杀却让周误会为日军的警告，所以很快便投靠了日伪组织，由于周的巨大影响力，全国舆论为之哗然。汤尔和死后，遗下教育总署督办的职位，当时人选很多，但是无论从当时的知识分子、地下党等集合角度看，周作人接任是比较妥当的，因为大家认定周作人至少有知识分子的特点，初任这一职位比职业的官员、党棍出任危害要小。此外，周作人自己对教育事业也有执念，认为他初任这一职位可以暗中为抵抗做一些事，所谓“努力抵抗敌方奴化政策，稍为国家及青年保存元气”。
周作人做了“汉奸”，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他的悲观主义态度，对战争性质的错误判断，精英主义思维，懦弱怕烦的性格，这些是主观因素；一方面是朋友的诱惑、各种政治势力的裹挟，这种是客观因素。主客观因素纠缠在一起，促成了周作人的落水。
在日伪组织中，周作人基本没做什么罪大恶极的事，还曾帮助抗日爱国青年逃脱，因受王揖堂等人排挤，周任伪华北教育督办，不到一年便被“挤下了台”。不过周曾穿日军军装公开活动，还参拜过靖国神社的，丧失民族尊严。
周作人在北大，红楼地下室为日军关押爱国志士之所，拷问终日不断，惨叫声声入耳，周作人却泰然自若，令人愤怒。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力主严惩周作人，傅本是周的学生，但颇重视气节，此外在中山大学时与鲁迅曾发生冲突，对周无好感。周作人称自己留在北大，出任伪职，是蒋梦麟所托。可令人惊讶的是，同乡蒋梦麟竟不肯为周作人作证。周作人顿觉自己落入祖父相同的人生悲剧中，更加愤世嫉俗。
原计划处死周作人，可能是胡适暗中助力，只判了15年徒刑，不久因病获释。
周的落水大概可给人三点启示：首先，大是大非的事上不能含糊；其次，好朋友现在委托你，但将来他也可能出卖你；其三，胡适是真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