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圈子”并不陌生，也无法回避。因为圈子是社会交往的产物，有其社会属性，一般的人有同事圈、朋友圈、同学圈等，在微信等新媒体时代有更多功能指向更单一的圈子，如户外、义工等。而圈子之所以称之为圈子，很大程度上在于满足某种归属感，个体找到抱团互助、利益互惠、合作共赢的共同空间。的确，从同一的价值取向来说，人对于圈子的诉求是正常的。
而所谓的“圈子文化”或者说“山头”，则是社会中的“小圈子”，它最突出的特征是圈子内部纯粹利益纽带衍生出来的依附关系，如同事中的派别、合作对象之间的地缘关系之类。当然，这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也不是中国独有的，如历史上的门阀、朋党，国际上的同盟等。只是，当前这一文化顽疾与新的社会现状融合，带来新问题。
圈子文化的唯利益取向，一方面使得圈子的本质是利益小集团，另一方面圈子本能具有的排它性，使得利益的获取违背了最起码的公平正义，容易成为打破规则与秩序的重灾区。同时，圈子超越正常竞争规律，对个体人格独立、实干创新等价值追求无疑是负向的激励。因此，时下许多人认为跟对人比个人努力更重要，并不怎么意外。
“圈子文化”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生态、政治文化和社会规则的经验概括，是掌控社会资源、裁判社会规则等权力属性伴生出来的集聚效应。与权力相关的圈子不仅有官场内部的组织分化，还包括政商一体的链条化，以及关联职业从业人员之间的小组织，如法官与律师等。此外，类似的影响还波及其他的社会组织，如职场。圈子利益的导向所形成的“潜规则”，就是所谓的“圈子文化”，如官场上的站队、政商之间的贿赂等。
“圈子文化”产生的腐败和社会不良风气危害是巨大的，但消除“圈子文化”要清理的并不是圈子。圈子是因利益而聚合的，只有有效分化利益，才可能打击圈子的“山头主义”，才可能最大程度肃清“圈子文化”流毒对社会的影响。一方面，强化对权力的约束，把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的牢笼，特别是“一把手”权力过大过于集中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另一方面，要加快行政与司法改革，把更多行政管控、资源分配等权力还给市场和社会，扩大社会自主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更多人通过个人努力拥有更多、更容易获得价值肯定的机会，最大程度消除对“跟对人”的迷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