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人对于中苏分裂的一个标志：撤出专家
苏联, 专家, 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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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的台湾危机证实了中国对外政策路线的变化。苏联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如果1954年沿海岛屿的类似情况曾得到苏联的无条件支持，但在1958年的反应则相反。中国领导对沿海岛屿的政治斗争采取了公开对抗的方式，造成了远东局势的紧张。情况的复杂还在于中苏之间具有的同盟义务。无论中国，还是苏联的文献资料都证明在1958年8月轰炸沿海岛屿前一个月，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会面中没有讨论该问题。根据苏斯洛夫的证实，“我们在1958年没有得到炮击台湾地区沿海岛屿的通报。同样如此，我们也没有得到有关印度支那边界冲突的实质和中国意图的通报。”毛泽东同样证实了在1958年夏与赫鲁晓夫的会面中没有提到炮轰沿海岛屿的问题。从台湾危机的过程可以看出，中国方面在未来武装解决“两个中国”问题上，首先寄希望于苏联公开的军事支持。葛罗米柯对此向苏共中央通报了1958年9月7日与周恩来会谈的情况。“周恩来同志谈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台湾地区局势问题上的出发点是，假如美国发动反对中国的战争，并为此使用战略核武器，苏联应当做出强烈警告，但不参加战争。只是在美国大规模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由此冒险扩大战争，苏联应用核武器给予回击。”“依靠自身的力量”为基础的独立对外政策路线，预示着北京认为可以使自己的政策不受苏联利益的束缚。事先不进行协商，相反还拒绝进行军事合作的上述前景，显然不能令苏联政府满意。
苏中两国对外政策概念的分歧不仅局限于台湾问题。长崎市发生的拔掉中国红旗事件导致中国1958上半年在对日关系上对外政策路线的变化。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停止了与日本的一切进出口业务，拒绝同日本签订渔业协定，减少了文化联系。不仅如此，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在1958年6月接见社会主义国家大使时表示：“如果日本当局继续使关系紧张化，组织任何挑衅，那么我们有力量重演1945年。”日本借口保障民族国防进行积极武装的结果再次令苏联领导对可能履行与中国签订的，主要条款旨在共同打击日本武装干涉的友好条约的义务感到担心。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在1959年春严重恶化。根据苏斯洛夫的看法，“关系恶化是同西藏反革命叛乱相联系的，印度反动势力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叛乱。中国同志正确果断地镇压了西藏叛乱。为呼应帝国主义报刊对西藏问题的叫嚣，他们把自己宣传运动的主要火力集中转移到反对印度和尼赫鲁本人身上。不排除尼赫鲁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反对中国的阴谋，但他远见卓识地意识到印度与中国、苏联以及所有社会主义阵营友好的迫切重要意义。如果印度反动势力得以将尼赫鲁推翻，社会主义阵营将遭受严重损失。然而中国人说：”他们认为尼赫鲁政府有下台的可能，但如果亲西方的反动政府在印度执政，并非是大灾大难。“根据他们的看法，这只是在印度加速了革命。中国上述对外政策立场的结果导致与印度关系的紧张和边境冲突。至于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则是在印度尼西亚政府决定限制农业地区，其中包括10多万华人在内的外国人贸易后，中印争论紧张起来。中国方面就上述事件的抗议遭致该国的反华情绪强烈。
中国政府的类似举动令苏联政府感到担忧，因为这有可能促使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亚洲国家转向实行不符合苏联利益的方针。如果再提及中国与缅甸、泰国的不和睦关系，那么在1960年初，中国对外政策路线导致与亚洲及远东地区几乎所有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处于不良状况。苏联领导的对此看法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失误削弱了中国（同样包括苏联）在亚洲的地位，在一系列亚洲国家中出现的与西方及美国结盟的强化趋势，意味着完全不符合苏联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对外路线。所有这些国家间的问题在中苏领导的会面中都曾讨论过。赫鲁晓夫1959年访问中国期间，在会谈中提出了亟待改善两国领导就对外政策重大事件进行相互通报的问题。赫鲁晓夫1959年对毛泽东说：“不能认为这种情况是正常的，作为中国的盟友，我们却不知道中国同志明天在对外政策领域里采取什么措施。”根据苏斯洛夫的证实，“中国同志对赫鲁晓夫同志的意见反应过敏，他们声明自己对台湾及沿海岛屿问题的政策完全正确，并能够将其对尼赫鲁关系的正确路线进行下去。会谈进行的极其紧张，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陈毅声明，中国对尼赫鲁关系的路线似乎是虚与委蛇的，而我们的政策将会更加强硬和正确。显然，我们对上述声明予以了坚决的驳斥。”该地区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朝鲜及蒙古，同样也在1959年看到了苏中之间外交分歧的端倪。例如，中国在1959年中期首次向邻国蒙古提出领土问题，与北越的关系同样因中国方面拒绝参加1954年的北越战争而未臻完善。除此以外，1959年发生了74起中国牧民违反苏中边界规定的事件，1959年9月8日在边界上首次爆发了严重冲突。尽管在1959年末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苏斯洛夫的报告把两国在对外政策上的分歧解释为“某些分歧”，但1959年秋在苏联知识分子中间已经存在这样的看法，苏中关系的友好时期即将过去。中国国内的经济形势，则在实现”大跃进“过程中的1958年末，国家经济发展遇到了严重困难，个别部门设置也不合理。能源与钢铁总体缺乏，特别是交通工具；产品质量严重下降，食品及部分日用品供给状况紧张。同时，由于1958年下半年进行的大炼钢铁冒进行动，造成在农村组建人民公社时缺乏劳动力，生产和加工出口商品的数量急剧下降，结果导致无论生活用品，还是矿产品的出口都遇到了严重困难。尽管中国向苏联出口的数量在1958年末大幅增加，但鉴于中国方面请求免去部分责任，将1958年的供货改为1959年上半年，因此没有完成合同规定的日用品供货。情况由于天气的条件愈发复杂起来。中国的大部分供货都在1959年上半年，下半年则出现了下滑，特别是日用品，原因是由于”大跃进“期间所犯的错误导致经济形势日趋严峻。中国1959年的粮食收成比原计划大幅减产，因滞后的供货工作没有停止，因此截止到1959年10月1日中国方面只完成年度供货责任的53%.领导国民经济与国家的错误后果在1958年上半年完全呈现出来，这迫使中国领导有些改变自己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态度，转向号召应当仔细研究与运用中国的国情。尽管采取了上述措施，但形势持续仍未见好转。苏联领导对此是明白的。对为克服危机采取的措施分析表明，不仅是1960年，而且是1961年全年，生活日用品供货问题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仍将严峻。
1960年初两国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学说与执行的对外政策路线愈发不符合统一路线，因为意识形态争论的实质完全是反映两国国家民族利益的具体问题：战争与和平、领导权、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对待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苏联领导人根据理论原理过分强调纯粹的实际问题。毛泽东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主张，“原子弹战争的结果会导致人类消亡一半，但另一半生存。”或毛泽东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就可能爆发原子弹战争讲话文集的内容称，“毛泽东同志认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958年所出现的情况明显表明中国领导人“极力在人民中间培养自信的力量”，向人民暗示战争不可避免的思想。所有这些理论主张证实了中国绝不是爱好和平的同盟者，而是苏联在远东边境地区军事紧张潜在的策源地。苏联领导清楚地估计到了中国蓄意奉行的保持国际形势紧张的政策。中国领导以帝国主义者侵犯威胁不可避免的特别理由为工具，强化经济、劳动及大规模军事行动。苏联领导人从自身角度不希望国际局势紧张，以此保持对本国人民的内部控制。相反，原子弹战争将会使苏维埃政权积40年来所致力与取得的一切社会成就毫无意义，而这些又不能告诉除有自己的链耞，毫无其他损失的无产阶级社会化中国。
根据科兹洛夫的证实，在1960年7月召开的全会上提出，苏共中央应被迫采取某些实际举措，以表示我们对中共领导错误做法的不能容忍。为此，苏联领导在1960年下半年所采取的行动是，停刊《友好》杂志，遣返中国驻莫斯科使馆工作人员，终止图书交流，目的是在经济、意识形态与国家关系上向中国方面施加压力。除上述外，苏联领导感兴趣的是中国方面将如何回应、中国领导为此在苏中关系问题上确定的立场。
苏联领导的下一个步骤是从中国召回所有的苏联专家。苏联方面以传统的方式采取了召回专家的举动。这完全可以提及因对新疆国民党政权行为的不满，苏联在1943年5月从新疆召回专家，关闭那里的所有贸易机构，或苏联红军在1946年4月末离开长春后，该市中国长春铁路苏联管理当局撤出。应当指出，苏共中央1958年9月5日提出缩减苏联专家数量信函的原因是，由于部分专家“经常不能够把握政治形势与国家的民族特点。”因此缩减专家数量的官方解释是意图不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国家主权的思想；但另一方面，信函强调苏共中央“不能够监督在贵国工作的每一位专家。”
苏联专家组领导人临行前与中国代表进行了话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苏联高级军事专家巴托夫大将1960年8月25日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进行了会面，并将自己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政治与军事训练以及干部问题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汇报。“巴托夫同志说，按照自己的性格与专业，他是个军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有义务临行前开诚布公地向罗瑞卿同志汇报自己的意见与建议。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技术干部训练，特别是空军与海军工程师的工作情况问题，巴托夫指出，在1960年上半年出现的多起事故与空难造成了人员伤亡。导致这些事故与空难发生的原因是由于技术干部缺乏应有的知识和不能够正确使用设备。例如，在空军第三、十八歼击师发生的事故与空难就是因为10年间未能保养油罐车所致。结果造成油罐车中的金属废物掉入飞机油箱，堵塞了燃料供应系统，导致空难。在开启发动机外罩时因着急不用钥匙而用锤子代替，使其他物品掉进喷气管，导致事故。谈话在友好的气氛中持续4个小时，以双方相互祝愿身体健康及在未来工作中取得成绩而结束。同样也应当指出，有关召回苏联专家的照会发出后，中国宣传的方向有所改变。中国报刊暂时开始不发表有关战争与和平讨论文章，更加强调两种体系与和平共处的思想，及全面裁军的必要性。但根据苏联专家的证实，”口头上的宣传一如既往，与莫斯科、布加勒斯特共产主义兄弟党与工人党会议决议相矛盾的左倾宗派主义教条的观点仍在广泛传播。“
根据苏联政府的决定，专家正式撤离的日期为1960年8月15日。中国方面解释延误运送苏联专家的原因是没有机票，显然就此希望苏联政府改变召回专家的决定。为此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假如苏联政府能与中国政府进行磋商，那么这个问题完全能通过协商渠道解决。而且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在1960年8月初通过苏联驻华大使，请求苏联领导人重新考虑召回专家的决定，称召回苏联专家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然而决定已经做出，苏联专家的撤离已经组织进行。
中苏两国在战略利益与对外政策的分歧，以及中国通过苏联技术生产武器，逐渐由同盟者变为敌对者的危险性是苏联方面终止援助行动的原因，其中包括对国防企业领域的建设。苏联在生产领域召回专家，使许多中国企业在调试举世无双的设备遇到严重的困难，主要是在国防工业。根据中国的报道来看，在1960年下半年，因苏联专家的撤离导致生产中出现困难的消息开始由事发地报告到党的机关。在一些由苏联专家照管的生产车间，工作完全停止。召回苏联专家的举动不仅影响了中国的生产，而且影响到了苏中贸易。中国外贸部部长叶季壮1960年10月正式通知苏联驻华大使与贸易代表，“鉴于自然灾害和召回苏联专家”等情况，中国方面在1960年无法履行向苏联发运商品的义务。
1958年12月31日，洛阳轴承厂工人在火车站欢送苏联专家尼·谢·伊克良尼斯托夫回国
新中国百废待兴
苏联曾派出上千人协助建设
苏联撤专家内幕
停止援华
1956-1960
在冷战格局的大背景下，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两大成员，中国希望得到苏联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和援助，苏联同样需要依靠中国完成其战略意图，加强远东地区安全力量，与美国对抗。
1949年至1960年，先后有上千名苏联专家与顾问来华帮助中国发展经济。
然而，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提出召回在华全部苏联专家1390名，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重大损失，这件事被认为是中苏关系由热转冷的转折性事件。
外交部1956至1960年间的档案揭开了苏联撤走援华专家的内幕。
“大跃进”引起苏联专家不满
■事件背景
1957年11月，《人民日报》社论批评经济发展中的“右倾保守”现象，号召“我们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同月，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十五年内钢产量赶超英国的目标，国内生产建设出现骄傲与急于求成的心理。次年，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大跃进”开始后，发生了一些在生产和建设上忽视苏联经验、违反苏联标准和不信任苏联专家的事件，引起苏联专家的强烈不满。
档案编号：109-00870-08
档案题目：驻苏使馆电告苏对我大跃进的反映和外交部给驻苏使馆的复电
起止时间：1959年7月2日至1959年7月8日
等级：绝密
■原文摘录
据反映，最近在苏联的部分干部中，特别是工作上与我国有关系的某些干部中，相当普遍地流传着有关我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传说，谈论我们没有公开过的某些数字和说法。有的人还夹杂着许多歪曲的分析与结论，甚至有个别人以能讲出中国的毛病、错误来显示自己的水平与才能。
比较普遍的说法是：目前中国不仅副食品供应不足，粮食也不够吃，有的地方饿死人，供应长期困难，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
认为主要是中国党不承认按比例的发展规律，不尊重苏联的经验和苏联专家的意见，指标订得太高，过早地实行吃饭不要钱的办法；急于想凭主观愿望过渡到共产主义；在农村中过早地办联社，影响生产，目前所进行的人民公社的整顿，实际上是按照苏联集体农庄的样子改组，现在不得不承认按比例的发展规律，放慢速度，放弃自己的道路，返回到苏联的道路上来。
老大哥”撒手中国欢送专家
■事件背景
1956年底，苏联政府就曾向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议召回苏联专家，理由是“考虑到这些国家已经培养了自己的干部，已经能够用自己的力量顺利地解决在发展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各项实际任务”。
中国政府多次挽留苏联专家，表示仍然需要他们。然而，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提出召回在华全部苏联专家。
档案编号：109-00924-03
档案题目：毛泽东主席与赫鲁晓夫就苏联在华专家问题的谈话抄录
起止时间：1960年7月25日至1960年7月25日
等级：绝密
■原文摘录
现在将毛主席同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十月三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休息室谈话的时候谈到的有关苏联专家的两句话抄录如下，请阅。
赫鲁晓夫：我听说中国的干部对我们专家的工作有些不满。
主席：苏联专家绝大部分人都是很好的同志，使人不满的是极少数，苏联专家把中国的事业看成是自己的事业，工作十分热情，并且做了不少义务劳动，有些人不止工作八个小时，而是十个小时。
档案编号：109-00927-01
档案题目：中国国务院关于送别返国苏联专家应当注意事项的通知
起止时间：1960年7月25日至1960年7月25日
等级：绝密
■原文摘录
为了巩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我们必须做好专家的撤退工作。各部门、各地区和各聘有苏联专家的基层单位，对即将返国的专家和家属应当尽一切可能热情送别，充分表达我国人民对苏联专家的谢意，善始善终地搞好和他们的友谊团结。
应当把这次送别任务看成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好了，这几千人就会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力的宣传员和中苏人民友好团结的活生生的见证人。(据外交部解密档案整理)
撤退专家大多留恋中国
■事件背景
1960年8月4日上午，中方接待单位向102名在京苏联军事专家宣读了苏方撤走专家的照会及中方复照。
档案编号：109-02085-07
档案题目：关于苏联军事专家的动态
起止时间：1960年8月9日至1960年8月9日
等级：绝密
■原文摘录
根据以上情况分析，军事专家中，对于撤退他们回国问题，可以分为下列三种态度：第一，大多数人心里很矛盾，情绪很不正常，既尊重其政府，不能不回国，又对我国表示留恋，认为中苏两国应当友好，并希望以后还能再到中国来。
第二，一部分专家表示很坏，拒绝参加本单位的欢送宴会，强调苏联政府的决定是对的，说我们政府不尊重专家的建议，并在其他专家中搬弄是非等。
第三，也有一部分专家，甚至在听了两国的照会之后，工作更积极，想帮助我们多做一些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