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当你年明月的一篇专访节选。(内容包括当年明月的知识背景还有他的历史观)
人物专访:“当年明月”和他的《明朝那些事儿》
任何突然成名的人都会有他炫耀的资本,明月说:“《明实录》那部书,全国看完它的不超过100人,我看完了,陆陆续续看了15年。15年时间大概总共看了6000多万字的史料,每天都要学习两小时。”
明月说他从5岁就开始看历史,“当时我爸给我买了《上下五千年》,开始我不看,我爸说买了就要看,5块钱当时挺贵的,还揍了我。然后我就开始看,从7岁到11岁,读了7遍。读这个书不是因为我对历史有兴趣,实在因为我爸管我很严,不许我出去玩,所以只能在家看书。他比较喜欢唐诗宋词,书架上全是这些。其实我不算一个正常孩子,从小基本上就没什么娱乐,小时候我只喜欢玩跳房子,这游戏两个人就能玩,不需要太多人,我很怕吵”。明月说他11岁后开始看《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然后是《明实录》、《清实录》、《明史纪事本末》、《明通鉴》、《明汇典》和《纲目三编》。“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挺奇怪的,如果有人从11岁起看文言文,挺不可思议的。”
对于为什么会去写《明朝那些事儿》,当年明月说:“我写这个,就像你看一座山很久很久,就会想去爬一爬。我就是为了把它从头到尾写完,没什么雄心壮志。”
和很多民间研究史学的人一样,当年明月选择明史是因为它史料最足,“史学界有两大难点,一个是先秦史,一个是明清史。先秦是因为没史料,明清是因为史料太多,同一个事可能有四五个不同结果,能找到的资料也多”。
与历史学家研究的方式不同,当年明月在看历史的时候,并不是用大局观去分析历史,而是从历史人物中寻找一种共鸣,这种方式可以让他在写作时把人写得很生动,而不是去评论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
“在写到某些具体历史人物时候,我会很准确,让人觉得很真实,因为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历史人物也是人,而事实上我们没把他们当过人。比如张居正是好人,严嵩是坏人,好人从来没有干过坏事、坏人从来没有干过好事,就是这样一个错误。好人是怎么变坏的、坏人是怎么变好的,张居正也贪污受贿,严嵩也曾经干过很多好事,怎样去界定一个人,怎样去理解他在当时背景下的选择?你要体会他当时内心那种痛苦和煎熬。没人是天生的英雄,都是从一个平凡人开始,他必须战胜很多东西,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坚定到不会动摇。”
当年明月有一个观点:历史上的人物都比现实中的人聪明,能上史书是因为他有过人之处,好有好的过人之处,坏有坏的过人之处。“所以不要把他的某些抉择和做法看得太简单,你能想到的他都想到了,你想不到的他也想到了,然而他还是做错了某些选择。比如某些皇帝为什么要信任太监呢?太监是坏人,但他就信任太监,明知道太监是文盲不学无术,还去信任他。分析之后就会发现,这不是他的选择,这是明代君主制度的需要,太监当权就是皇权的扩张。只有这种写法,才能理解当时人物。事实上历史很简单,它就是过去人们的生活,只不过是高度浓缩的生活。”他说。
谈到当前的“历史热”,当年明月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历史热”,他说:“这个世界的历史是不会被人欢迎的,通俗历史热是假象,人们只喜欢精彩故事。我写出的书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人买来看,只有一个原因,我是动脑筋去写的,而且我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我把我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融入到书中。历史热吗?不热。历史仍然没人去研究。现在学历史的人不多,没人愿意去钻研文言文,人们只愿意你把剥好了壳的瓜子给他吃,甚至还要嚼碎了才好。”
在谈到历史写作与历史研究的区别时,当年明月说:“通俗历史写作应该还有一种解析,没有智慧的故事不行。另外要贯彻历史就是生活的观点,生活是很艰苦的,从历史人物的生活中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历史人物也会很艰苦,如果你能真实地把自己放到历史人物的环境中去体会他当时的感受,你就能写出很有感触的东西,你就能感觉到朱元璋当年有多绝望,张居正当年有多痛苦。领会这些后就可以把自己的感情投入进去。我把日常生活跟历史联系在一起,这是我的一种哲学——生活就是历史。”
“翻开历史研究,总是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什么事,导致什么问题,但是没有想过个人情感因素以及个人抉择的影响。历史宿命论历史唯物主义不一定全是正确,事实上很多事情的发生是非常偶然的,这些偶然性往往取决于某人的一念之间。我一直不理解不能接受‘必然取代’这个词。人性论的局限是缺少大局观。一次我问毛佩崎,明朝为什么会亡,他说气数已尽,这就是大局观,就是没有解释,干什么都不顺,吴三桂不降明朝不会亡,崇祯不死明朝不会亡,左良玉不叛明朝不会亡,郑芝龙不投降明朝不会亡……这些都发生了,所以只好解释为气数已尽。我觉得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对历史的完美解释,既有大趋势也有微观小事情。我的历史人性论也有局限性,过于考虑偶然因素。如果用我所谓的人性论偶然论来谈,似乎又不对,只能说冥冥中似乎有双手在操纵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