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报纸和当时的先进分子传播开来。
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有两个重要来源，一是经在日本留学和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人士的译介，二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从苏联传来的革命理论。
1899年，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一份中文报刊——上海的《万国公报》上。到了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发表了一篇文章，成为第一个在文章中介绍马克思的中国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施行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急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按照列宁在1913年的提法，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根据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也可作此分类）。
他们阐明了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发展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共产主义必然胜利，指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创造者。
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们同时指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粉碎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在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有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
马克思主义是在各式各样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同国际工人运动中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反复斗争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在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同蒲鲁东派、巴枯宁派、工联派、拉萨尔派进行了毫不妥协的原则斗争。
马克思主义创立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工人没有祖国”，但是工人“本身还是民族的”。这就揭示了无产阶级的世界性、国际性和民族性的辨证统一性，由此我们就可以自然地推导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说，“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一旦走出书斋，落脚现实世界，成为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理论思想和行动纲领，就必须回答和解决当时当地的实际问题。
反过来说，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上的先锋队——共产党，要想成功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一定要将这一原理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用新的实践、新的内容、新的语言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互为依托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力量源泉。
扩展资料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怎样学习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重大的基本问题上，大体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教条主义态度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当做语录，当作《圣经》，开口闭口“拿本本来”。
只注意他们的具体结论，而忽视了引出结论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和过程。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观点，是根据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而来的，生搬硬套地将它用到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社会，一定会犯“水土不服”的毛病。
这样做，看起来取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经”，但实际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话的灵魂；看起来思想无比革命，实际上思维十分保守。一旦采用这种思想来指导实践，很容易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的损失。
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用马列主义这根“矢”，去射中国革命实践这个“的”，理论科学，目标明确，这才叫做“有的放矢”，用中国化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去指导中国的实践，就会做到无往而不胜。
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回顾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本国化的原则，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一帆风顺；反之，什么时候我们违背了这一原则，形而上学地、僵化地、保守地、片面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到严重的挫败。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品质所决定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将之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之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马克思主义最大的存在意义就是告诉我们，观察任何一件事情一定要从实践开始，实事求是，不怕一切思想束缚，哪怕是曾经认为是正确的，后来被证明是行不通或不合时宜的，都要改正，只要我们的目标不变，采取何种形式都不重要。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不是一种对社会的预测或规范，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时不应当先入为主的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某种社会制度的代言人。马克思主义观察世界的方法是一流的，用好了它，则无往而不胜。
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