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美学的形成和发展，受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影响，儒家美学的政治色彩与伦理色彩比较浓厚，强调美与善的统一，功利主义倾向比较明显。儒家主张“入世”，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忧国忧民，正人正己，崇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家美学的代表人物杜甫，尽管杜甫仕途坎坷,政治抱负始终未能实现，亲历安史之乱，颠沛流离，生活困窘，但始终不改初衷。甚至在写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的极度困窘中，杜甫所祈求的也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天下寒士的温暖。受儒家美学的影响，杜甫的诗歌十分严谨，讲究对仗、工整、格律，如他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四句诗,两两成偶，对仗工整，一句一景，彼此并列。
道家美学的形成和发展，受老庄以“道”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影响。道家美学崇尚自然之道，追求个体精神的绝对自由，具有鲜明的超功利倾向。道家主张“出世”。认为真正能观于天地而体道得道的理想人格应当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与造化同流，与日月同辉，游乎四海之外” 。道家美学代表人物李白，原来也有政治抱负，受到唐玄宗的礼遇，供奉翰林，但政治上并不受重视，又受权贵排挤，仅一年就被“赐金放还”，从此离开长安，遍游名山大川。李白的诗歌充满了老庄道家的意味，渴望精神的绝对自由，仙与酒成为李白常常吟咏的题材。如“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游名山游”。李白的诗歌风格，不拘一格，挥洒自如，可以看出李白的道家思想飘逸的一面。
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主张“心”是世界的本原，认为“一切法皆从心生”，高扬“心”的地位和作用，主张“遁世”，即避而不入。禅宗认定法由“心”生，境由“心”造，而“心”是空寂的，所以“心”所显现的世间一切事物和现象皆虚幻不实。禅宗美学的代表王维虽然受到儒家道家的影响，但更多地受到佛教禅宗美学的影响。王维长期在京供职，官至尚书右丞，晚年笃志奉佛，“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王维的诗里都充满了浓郁的禅意。如“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正是儒、道、释三者的不断冲撞和融汇，影响和决定着中国传统艺术思想、审美趣味的不断变化、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道，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性。道,为中国古代哲学最高范畴, 道有天道、人道之分。天道是关于宇宙根本问题的学说，人道是人生根本问题的学说。老庄道家侧重于“天道”或“自然之道”，孔孟儒家侧重于“人道”或“论理之道”，禅学的“佛性”（即心即佛）相似于“道”的概念。天、人统一于“道”，也就是“天人合一”之道。“天人合一”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是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范畴，它不仅是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而且也是一种关于人生理想, 人生价值的学说。“天人合一”思想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自然界具有普遍规律，人也应当服从这种规律。此外，“天人合一”还强调人性即是天道，道德原则和自然规律是一致的，人生的最高理想应当是天人协调，包括人与万物的一体性，还包括人与人的一体性。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最根本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前者强调“天人合一”，而后者强调“主客分立”。
气，中国传统艺术的生命性。物质的气被精神化、生命化，这可以说是中国“气论”的本质特征。“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但中医讲“气”，气功讲“气”，戏曲表演讲“气”，绘画书法也要首先运“气”。中国传统美学用“气”来说明美的本原，提倡艺术描写和表现宇宙天地万事万物生生不息、元气流动的韵律与和谐。一方面，中国美学十分重视养气，主张艺术家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与学识水平，“气”是对艺术家生理心理因素与创造能力的总概括。另一方面，又要求将艺术家主观之“气”与客观宇宙之“气”结合起来，使得“气”成为艺术作品内在精神与艺术生命的标志。尤其是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气韵”，极富民族特色，指的是审美对象的内在生命力显现出来的具有韵律美的形态。“气韵”范畴，孕育于哲学中重视“气”和音乐中讲究“韵”的汉代，成熟于各门类艺术推崇生动表现事物气韵之美的魏晋南北朝。“气韵生动”已经成为中国画创作的总原则，相当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特色。
心，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性。中国传统美学和中国传统艺术，一开始就十分重视人的主体性，认为艺为心之表、心为物之君，主张心乐一元、心物一元。因此，中国古典美学和中国传统艺术，一贯强调审美主客体的相融合一，一贯认为文学艺术之美在于情与景的交融合一、心与物的交融合一、人与自然的交融合一。如李白的“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同时，中国传统艺术又十分重视情理交融、情理统一。
舞，中国传统艺术的音乐智慧。远古的中华大地上，原始的图腾歌舞与狂热的巫术仪式曾经形成过龙飞凤舞的壮观场面。因而，在中国古代艺术中，诗、乐、舞最初是三位一体的，只是到后来才逐渐发生了分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艺术门类。但是，这种具有强烈生命力的“乐舞”精神，并没有消失。恰恰相反，这种“乐舞”精神，后来逐渐渗透与融汇到中国各个艺术门类中，体现出飞舞生动的形态和风貌。舞是一切艺术境界的典型。中国的书法、画法都趋向飞舞，庄严的建筑也有飞檐的舞姿。
悟，中国传统艺术的直觉思维。重直觉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重要特点之一。而这种传统思维方式，对中国的传统艺术思维和审美思维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形成了以“悟”为核心的感性直觉的审美思维方式。“悟”是一种最自由的精神活动状态，是一种体验有得的创造性思维方式。虽然人人都可具有悟性，但只有博采众通、功夫不断，才能达到悟的境界。“悟”，作为中国美学与艺术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在中国传统艺术创造与艺术鉴赏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衍生出“顿悟”、“妙悟”等一系列相关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讲，真正的艺术家必须具有“悟性”。艺术家与艺术匠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以道驭技，而后者是有技无道。
和，中国传统艺术的辩证思维。中国传统美学与传统艺术主张“中和为美”。“和”与“中”这两个概念，既紧密联系，又互相区别。“和”是指事物的多样统一或对立统一，是矛盾各方统一的实现；“中”则是指处理事物矛盾的一种正确原则和方法，是实现这种统一的途径与标准。 “和”是指多样统一或对立统一，“和”与“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同”只是把同类的、没有差别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而“和”则是由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事物统一为一个整体，也就是追求多样的统一。因此，避免重复雷同，求异求变，不仅不与求和谐的整体思维方式相矛盾，相反，它正是体现出这种“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的艺术思维特点。在发现多样统一而求“和”的同时，中国古代哲人又发现了对立统一而求“和”。与多样统一相比，对立统一更接近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以对立统一来说明“和”，表明中国古人对“和”的本质认识有了更深入的发展。对立统一思想成为中国古代哲学具有特色的朴素辩证思维观，并对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美学与艺术学的许多范畴都是以对立统一的形式出现，如“刚柔”、“虚实”、“动静”、“形神”、“文质”、“情理”、“情景”、“意象”、“意境”等等，其中，偏于精神性的一面，更多地在矛盾统一中处于主导地位，如“形神”中的“神”，“情景”中的“情”，“意象”中的“意”等。正是这种闪烁着中华民族理性智慧光芒的辩证思维，对中国传统艺术和美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形成了中国传统艺术和美学思想中极富有民族特色的辩证和谐观--“和”。这种“和”的境界，在儒家来说更多地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主张情与理的统一；在道家来说更多地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心与物的统一；在禅宗来说更多地强调人与人心的和谐，追求心灵的澄净，“即心即佛”。这样的“和”，从个人到社会，从人文到艺术，从天地万物到整个宇宙，无不贯通。 “天人合一”的和谐美，显然是中国传统艺术的最高追求。中国美学要求美与善的统一，而所谓善的最高境界，儒道两家虽各有不同的说法，但归结到最后，都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而所谓“天人合一”的境界，也正是一种审美的境界，一种真善美统一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