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恩来主持研究和签署，由陈毅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简称“九月来信”)的指导下，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前委书记的任上，与朱德、陈毅共同筹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经过“新泉整训”——一次大规模的新式整军和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在敌军“三省围剿”迫近时，红四军移师上杭古田镇于1929年12月28日举行“九大”，一致通过了毛泽东所作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报告，史称《古田会议决议》，一个建设人民军队的伟大纲领诞生了。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以来丰富经验的总结，达到理论的升华。它忠实地依据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又摒弃当时国际上盛行的教条主义的束缚，立足于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系统地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军队建设成一个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对于党员的农民成份占多数的中国共产党，这也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决议》的诞生，表明了在斗争中正在逐步形成的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成员(主要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集体军事智慧，标志着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形成和确立。联想到抗日战争尤其是解放战争中毛、周、朱在统帅部高超娴熟、驾驭全局的指挥艺术和默契，决非偶然。
古田会议决议共分9个部分，2万多字，其基本内容为：
(一)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这就规定了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红军执行无产阶级革命政治任务，争取中国人民大众获得解放的事业，必须坚定地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这是红军保持其无产阶级性质的根本条件。强调必须确立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强固党的组织。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员政治水平。一切工作，在党组织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还要发动地方党对红军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达到军政一致，军民一致。
(三)阐明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决议》认为，红军的一切军事行动，都是围绕党的政治中心任务进行的，必须接受党的政治领导。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指出必须加强官兵的政治训练，明确地规定了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委员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
(四)规定了军队内部、外部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又必须克服极端民主化倾向。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上级的决定必须坚决执行，党内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同时正确地开展思想批评。凡地方政权机关已经建立的地方，军队就不能包办和干涉地方工作。加强对敌宣传工作，优待一切放下武器的俘虏。
(五)强调对红军进行无产阶级政治思想教育以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教育方法有办报、办训练班、看书看报、个别谈话、开党内会议和政治讨论会，还有上政治课、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教授方法、集合讲话、游艺、改良待遇和对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全面提出了在红军内加强党的建设的方法和途径。
红四军“九大”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成为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件，70年来指导着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宣传思想工作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古田会议对我党我军的宣传思想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它是我党我军宣传思想工作历史上的一块重要里程碑。古田会议决议提出了一系列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则和方法，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