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品牌活动的思路是：独立运作百富榜造成品牌影响力，再利用影响力去办活动和杂志，获取商业利润。但由于品牌活动运作的团队、理念等原因，胡润百富榜所跟进的活动和杂志收益并不如预期，随着其他媒体进军榜单市场，胡润缩小活动范围，焦点转向为中国富豪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代言人。反思他的成功与教训，有许多经验可供参考。胡润百富榜之所以在中国持续较大影响力，主要有三个因素：最早进入这个领域并坚持了十年(1999年—2009年)；对于榜单的品牌独立性十分在意，极力避免榜单被商业化操作；善于引导议程，提出有前瞻性的概念子榜单。
重持续，十年做一件事。
一个活动持续坚持并能持续产生影响，是做大品牌的要素。
从1999年开始，胡润把富豪排行榜当作可为之奋斗的事业来做，组建专门团队调研，整出中国富豪排行榜，然后把成果交给《福布斯》发布，让富豪榜这样的产品在国人心中建立概念，产生影响。初期这个榜单不太被认同，只被视作为哗众取宠的小报伎俩。后来越来越认真、专业，慢慢建立一定公信力，更开始吸引国际媒体的视点，成为反映中国资产排行、富豪起跌的一个重要参考数值。慑于榜单带来的危险性，有些人以不同方式，包括恐吓等手段阻止他发布，2002年是胡润榜比较艰难的一年，很多人劝他在2002年停止一期榜单发布，他一再坚持。2002年如果停了，这个榜单很可能就此销声匿迹。及至2003年与福布斯合作终止，胡润早有准备，分手之际他马上自己成立公司，独立发布胡润百富榜。同时，开始给主榜单外加上子榜单，随之而来的商业活动也开始积累。
独立性，拒绝榜单商业化。
胡润百富榜的整体比较独立，他把榜单品牌维护和商业活动区分的很分明，品牌独立，活动商业化。他在这块领域是先行者，很注重自身的符号价值，也就是注重“胡润”两个字的品牌传播。一部分是更大的商业考虑，一部分也因为他看重自己“英国绅士”形象，他宁愿不挣钱，也不愿意听到关于自己的负面消息。有很多公司希望能得到“胡润富豪榜”子榜单的运作授权，但被拒绝。譬如曾经有个很大的女性消费咨询公司有意承包他的“女富豪榜”，愿意为此支付一大笔资金，但他竭力坚持主榜和子榜都由自己公司运作。他的相对独立，他的坚持，让十年下来批评他“靠排名收钱”的声音少了。其独立性也有客观因素。因为胡润排行榜的统计数字来源比较简单；很多富豪的公司都上市，数据透明，想做到不独立也很难。加上身价靠前的富豪本身都不愿意曝光，所以他的独立性更容易得到维持。
造话题，子榜单创新。
胡润除了推出主榜单外，还公布许多子榜单，分别在每年不同月份推出，形成全年的持久影响力和热点话题。继每年10月的《胡润百富榜》之后，“胡润百富”每年5月发布《胡润慈善榜》，此名单列出慈善捐赠中最慷慨的中国富豪。3月颁布的《胡润艺术榜》列出前50位于过去一年内作品公开拍卖销售额最高的在世中国艺术家。1月发布的《至尚优品》对中国顶级奢侈品品牌进行排名，而4月推出的《胡润财富报告》则公布中国千万富翁的区域分布人数。2009年的子榜单比往年更多，有《低碳富豪榜》《创业板富豪榜》等等。胡润嗅觉很灵敏，能够提前抓到即将出现的热点，并在形成社会舆论高潮的时期适时推出相关榜单。胡润百富榜的品牌做大做强，遇到很大阻力，不是在富豪不愿意上榜这个层面，而是在品牌产业链的上、中、下游都遭遇难题。三个层面都受到挤压，胡润正在努力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
上游层面，竞争门槛降低。
胡润百富榜现在遇到其他类似榜单的狙击，更了解中国国情、民情，很快立足并蚕食胡润的品牌领域。
在不同的受众领域，一些财经媒体根据自身优势，推出一些体现各自专业特色的榜单，榜单的竞争门槛不断降低。
《新财富》杂志，每年公布一个“新财富500富人榜”，由于杂志在财经领域以对投资领域的专业分析而闻名，拥有一批高收入的精英读者，所以它的排行榜分流了“胡润百富”的品牌影响。
“21世纪报系”旗下的《理财周报》，针对新兴理财人群，也推出自己的排行榜。
2008年下半年，郭广昌的复星集团收购了《福布斯(中文版)》，交给《21世纪经济报道》来做，“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编辑部就设在《21世纪经济报道》。从品牌竞争的角度给了胡润较大压力。毕竟，他从这个排行榜起家，如今这个排行榜由一个触角庞大的专业财经团队作为支撑卷土重来。
而2009年胡润曾经花了大量精力，弄了每个城市有多少个亿万富豪的排行榜，准备在春夏之交推出，由于种种社会和政治考量，被提前叫暂停，其品牌影响度受到一定冲击。坊间评论他的排行榜“理性、建设性”的考虑不够。
中游层面，与媒体的深度合作不行，品牌传播的精准性和美誉度不够。
胡润奉行个人的品牌传播策略。平时的传播行为是：有什么活动，无论是合作还是独立团队操作，事情一公布，马上整理成简报，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媒体相关记者。其公司收集了中国大小媒体的联系方式，有专门的媒体合作部经理，从信息发布角度来说比较主动。但他并不是很了解中国媒体生态，往往在深度沟通方面并不擅长。坊间评论，他往往只是将信息发布，而具体怎么打动记者写稿，既缺乏实际手段也缺乏日常沟通交往。记者收到信息后很少发大稿、深度稿。
坊间称，胡润缺少与中国媒体的深层次沟通，主流媒体包括财经媒体从来没有大篇幅报道过胡润百富榜。原因有二：一是认为他的品牌活动运作得不好，产品太单一，话题的层次不丰富。二是他自身也不重视媒体合作这块。
胡润百富榜的传播主要靠网络传播以及都市报的“消息”新闻。
富豪榜这种带有噱头的东西，在网络上传播比较快。但媒体专家认为，网络上的受众对品牌价值的贡献度有多高，值得商榷。那些传播的主体不一定就是目标主流人群。于是出现这种情形，胡润能看见自己的东西在四处传播，但目标群体的交叉度有多高，广告商对此不确定。但表面繁荣反而容易对胡润造成错觉，认为不必要投入太多成本去维护媒体关系。
加之网络传播对富豪自身的美誉度构成负面影响，胡润对此没有进行刻意引导，也是致使排行榜呈现“雷声大、雨点小”的态势，与广泛的传播度不协调。
下游层面，虽然榜单逐渐丰富，但品牌带来的商业活动不多，与受众的互动不多。
其他强势的财经媒体的榜单运作，后来居上，后期的商业运作比较成功。胡润的“利润蛋糕”被蚕食。以《新财富》的榜单落地后的商业操作为例，它与投行、分析师、读者不同群体的互动很好，中国的杂志更了解中国读者，因此活动的重量级别、种类花样以及利润点分布都较为可观。这样胡润被动地造成“悬在半空中”的局面，较为典型的例子是，2009年10月底“胡润百富”弄了个“十周年庆典”的活动，从形式到内容以及与会嘉宾的档次，做得差强人意。这一方面与富人不愿意出头露面的习惯有关，但也与他的榜单及活动没有太突出“理性、建设性”有关。
百富榜上的富豪，排名比较靠前的与之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也有小部分对他比较推崇。他们多数为了上榜是有所求，譬如对自身的企业宣传，等等，这个群体多集中在上海。
认识到这种尴尬局面，胡润谋求转型，更多是以“最了解富豪的生活方式与消费习惯的人”这样的定位出现，锁定一个更小范围的定位，以此来做深做透，专注于这个方面的活动，期望在奢侈品等客户端重新开创局面。（来源：《中国记者》杂志作者：万智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