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作为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弱小生命体，朝饮甘露，暮咽高枝，夏生秋亡，在苍茫宇宙中显得微不足道。然而正是它的这一生命规律博得了文人墨客的厚爱，蝉被带入文学作品中吟咏赞叹，尤其是在诗词中成了较多的描写对象。从《诗经》到魏晋以来，“咏蝉文学”迅速发展。本文试以寄托的角度去窥探蝉意象在诗词中的流变过程。
一 意象与寄托
纵观诗词理论，不难看出意象是诗词的重要特征，尤其在古诗词中。诗歌评论家鲜明的提出“古诗之妙，专求意象”（胡应麟《诗薮》）。意象从某种意思上说是作者渗透其中的思想感情，更是由客观事物触发的人类意识活动的表现。黑格尔认为它是“艺术家的主体性与表现性的真正的客观性这两方面的统一。”我们可以得知客观物象与主观的心意一旦组合起来，各种意象就可以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越鸟巢南，昆鸡悲鸣，景非一时，物非一地，而且本来不具有特定含义的物象，由于作者带上特定的思想感情把两个层面加以组合，便产生了崭新的意义。蝉在诗词中的意象存在便有了合理的依据。钱钟书提出“诗中所未尝言，别取事物，凑泊以合，所谓‘言在此，意在彼’即可谓之有寄托”。寄托在诗词理论上是举足轻重的，前人认为咏物诗词以寄托为上乘。南宋词家出现了寄托一派。宋四家词选序论云：“咏物最争寄托意，以意贯串，深化无痕。”张炎也在《词源》中提出了“所咏撩然在目，目不滞留于物。”的创作规范。因此，我们可以说咏物诗词奇妙之处在于有寓意，而寓意的绝妙之处不能指实，它所寄托的是某种情感，心态和人生感悟。咏蝉诗词作为咏物佳品势必渗透了恰到好处的意象和寄托。据此，我们可以通过在诗词中有无寄托，观看其意象流变之美。
二 没有寄托的蝉诗
作为微小的生物而被诗人关照进入诗词中，就其初始阶段而言，仅仅是一种客观自然物，这主要体现在先唐诗歌中。蝉最早出现在《诗经》中的《七月》：“五月鸣蜩”，蜩即蝉。蝉儿叫是以季候带出农事的真实写照。另外一首是《大雅＊荡》：“如蜩如螗，如沸如羹”，朱熹评注说“蜩，螗，皆蝉也。如蝉鸣，如沸羹，皆乱人意”。可见，蝉鸣这一生活特征已经引起了诗人的注意，诗歌表现了昆虫鸣叫的原始生活习性。“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礼记＊月令》），蝉与蟋蟀等小昆虫一样，是单纯的一种物候。随着诗歌的进一步发展，以蝉作为描写对象的诗歌大量出现了，但作者并非有意赋物，还没有寄托之意。梁代范云《咏早蝉诗》“生随春冰薄，质与秋尘轻。端绥挹霄清，飞音承露清。”此诗写出了蝉的形体、声音及活动时间等诸多面特点，对其生活方式进行了细腻贴切的描述。另如梁代沈君攸《同陆廷尉惊早蝉诗》“日暮野风生，林蝉候节鸣。地幽吟不断，叶动噪群惊。”又如隋代的王由礼《赋得高鸣蝉诗》“园柳吟凉久，嘶蝉应序惊。露下绥恒湿。风高翅转轻，叶疏飞更迥。”等等这些诗，要么写在秋风暮晚中的鸣叫，要么写生命活动的情况，但大体上都描写了蝉生活环境以及特定环境下的存在空间，不能不说是咏物的优秀作品。尽管这类咏蝉诗没有寄托这一体例的巧妙运用，但仍保持其固有的风格。一直沿袭下去也出现了不少好的句子，为诗词增添了亮色。显示出独特的情致。但真正使蝉在诗坛名气大噪的，则是有寄托的作品。
三 寄托赋予蝉的意象美
蝉，能在诗坛上博得美名，有赖于寄托在唐诗中的发展。众所周知，唐是诗歌的时代，寄托一法到了唐人笔下，开始摆脱生硬稚嫩的手法，进入到一个运用自如，兴寄无端的境界，托物寓意传情超过了前朝。许多理论源发于此。沈祥龙说：“咏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这在唐代不少咏蝉诗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此时诗中蝉充当的意象，既是寄托的有意安排，又是性灵的流露。“别愁逢夏果，归与入秋蝉”（李端《晚游东田寄司空曙》）之类的富有寄托而又体现特定意象的诗比比皆是。文人寄寓于蝉而形成一种悲剧美，构造起点缀诗坛的鲜明意象，它掩映出文人对政治、社会、人生的心理感受，充分反映了诗人的主体精神。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
（一）、以显示出时间变化意象在文化天道的循环的时间直线性体现出来。引出好一种自我的时间意识，这是诗人运用寄托手法赋予蝉的最基本的意象。化成成虫的蝉的一生是十分短暂的，庄子说它“不知春秋”，（《庄子＊逍遥游》）。蝉的这一习性与诗人的情感巧妙的引起了共鸣。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和自怜，使历代作家普遍产生了生命短暂而宇宙永恒的伤逝之感，其实质乃是一种强烈的时间意识。“这种意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与人的生命本身紧密相关联，它的核心乃是生命现象与自然运行的双向同构感应在心中引起的深刻顿悟，其具体表现为人对自身生命的惊恐、悲叹，把握和执着。”诗人刻意写蝉，看似对小昆虫的怜惜，而实质上寄托了一种“夕阳好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惜时之感，这是一种砭人股骨的力量。初唐诗人陈子昂《感遇诗三十六首 其十二》：“玄蝉号白露，兹岁已蹉跎。群物从大化，孤英将奈何。”该诗表面写蝉在白露到来时，必死无疑无可奈何的伤悲之情，实质上是以蝉喻指自我生年不满百的悲剧情怀，凄冷的人生风雨，字里行间无疑渗透着作者怜惜生命的主观感受。我们可以说，诗中蝉即是陈子昂自己。另有“红树蝉声满夕阳，白头相送倍相伤”（元稹《送卢戡诗》）“红树”、“蝉”、“夕阳”、“白头”自然融为一体，落日相伴的蝉恰恰是白头之人的真实写照。加上离别之悲，是一种下降凝缩的力的运动。蝉的这一寄托，突出了诗人的主体感受，即天步悠长，人生如白马过隙，倏忽即逝的悲剧意象，蝉的这种意象，词微旨远，妙不可言。
（二）、寄托所映射出羁旅、别离意象。秋天给人的审美感受是一种悲凉的情调，蝉极易渲染出一种苍凉的氛围，形成孤冷意象融入到别离远游之中。唐＊许棠《蝉》：“报秋凉渐至，斯夜思偏清。默守疑相答，微摇似欲行。”“默守”、“欲行”语义双关，不但写蝉，而且写人，诗人的离愁别恨寄寓于蝉身上，而蝉的孤单悲凉却是诗人的化身，后来朱熹《宿寺闻蝉作》：“树叶经夏暗，蝉声今夕闻。已惊为客意，更值夕阳薰。”夕阳之蝉，凄恻哀惋。夕阳西下，蝉不得不离白昼而去，在凄寒的夜晚哀鸣。一种所喜之物的孤独，令人感到悲怆，而作者把这种羁旅之悲寄托在蝉身上，体现出人作为普通生命体面对广漠宇宙所拥有的孤独无助。“蝉”、“客”在一个“惊”字中合二为一，同在夕时发叹，在读者的艺术想象究竟，两者可以换位，物我感应、融为一体。
（三）、寄托赋予蝉的失意、患难、高格意象。中国古代文人历尽沧桑，诸如宦海浮沉，名利追逐，市朝倾轧，世态炎凉，难免滋生出往事如梦，命运坎坷的迷惘和感伤。例如唐＊贾岛《病蝉》的“病蝉飞不得，向我掌中行”就充分体现了文人的这一心态。通过蝉的描写反映了自己失意之情。“岛久不第，吟病蝉之句逐之”（《全唐诗卷三》），诗人正是这样把劲切峻急的情感寄寓于婉转曲折的物象描写中，反复咏叹，茹而不吐，隐而不宣，使读者透过物象描写，体味诗中真意。秋蝉在凛冽寒风中，双翅难展，加之“螳螂捕蝉”所投下的阴影，无疑成了绝好的寄情之物。又如初唐四杰的骆宾王，其自身修养极高，然而那种孤傲清高的态度，在封建时代终将四面碰壁，官场失意，并陷于患难之中。公元678年，骆宾王在长安任侍御史，因为上书议政事，冒犯了武则天，被人诬陷下狱。宾王愤懑之极，在狱中写下一系列诗文，最有名的便是《在狱咏蝉》“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诗中借蝉自喻，寄托自己遭谗被诬的悲愤之情，郁郁不得志的身世之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两句中字字说蝉，也无一字不在说自己。“露重”、“风多”比喻环境的压力，“飞难进”比喻政治不得意，“响易沉”比喻言论受压制。蝉如此，人也如此，二者融为一体，寄托遥深。诗论者对此评价很高，“大家语；大略意象深而物态浅”（陆时雍《唐诗境》）“诗有寄托故不等以咏物善长”（范大士《历代诗发》）在那个时代解脱世俗纷争的最好方法就是表明自己的品格。唐代的虞世南受到明主李世民的重用，便借蝉表明自己的高峻价格。在他的蝉诗中“垂绥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籍秋风”乃咏物诗的佼佼者，最后两句，蝉完全人格化了，蝉蜕于污秽与作者品格有机地联系起来。清人沈德潜评此诗云：“命意自高，咏蝉者每咏其声，此独尊品格。”同时代的施补华也在《岘佣说诗》中说“三百篇比兴最多，唐人独得此意。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端是籍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这三首诗都是托咏蝉以寓意的名作，工于比兴寄托，成为“咏蝉三绝”。蝉因此名声大噪。
蝉意象这一流线性变化全赖于寄托的手法。它的意象也逐渐鲜明，后来形成了较稳定的象征符号，为后人所赏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