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莲英为什么敢参与政变?

2020-08-25 综合 172阅读

清末慈禧贴身太监安德海引起众怒被杀之后,接任内务府总管职位的是大太监李莲英。他是慈禧执政的后40年里,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他掌握着许多人的生杀大权,还有朝廷内外官员的升迁罢免,也都被他控制,甚至还掠夺十八行省的财富作为自己的私产。

李莲英16岁入宫,人长得很漂亮,态度也很端正,太后很喜欢他。据可靠资料记载,李莲英早年就得到了太后的宠信,对待他和别人不一样,可以在太后面前坐下,也能随意与太后交谈。后来所有国家大事都有李莲英的参与,他讲的话还是很算数的。他晚年和别人谈论太后时,经常用“咱们”两个字。在中国古代,这样的称呼只有家人能用,或者是特别亲密的朋友才能这样叫。

他的手下,称他为“九千岁”,只有在国家大型典礼活动之时,才遵守太监平常的礼数,其他时候就骄横得很。在为人上,他对小事斤斤计较,有仇必报,刻薄贪财。对太后则是忠诚的仆人。在危险的时候,他不惜自己受苦受难,也要让太后平安。对于满洲贵族官员,他很讲交情,因此许多贵族大员都经常自低身份,到李莲英家里来往。

李莲英对人很平和,喜欢开玩笑,擅长化妆打扮(外界传说太后扮演观音,李莲英扮演韦陀,由此可见)。他还喜欢做东道主请客。1909年11月,宣统二年给太后送葬的时候,李莲英步行跟随。他年纪大了,让人看着可怜,都忘了他这么多年做的坏事。他年老多病,这段儿路程虽然不长,但他走起来很困难。送葬的人很多,只有他忧心忡忡,步履蹒跚。在他那诡秘莫测的大脑中,不知道在想什么事情。

太后掌权的50年间,李莲英始终是她的亲信。李莲英小的时候,只要是太后出行,他一定在轿子边上伺候。等到年老时候,他也整天陪伴在旁。如今太后驾崩,形势发生变化,而且前途很凶险,这是他担心的事情。李莲英虽然年纪大了,但做事还很勤奋,精神和原来一样,反应敏捷,机警多变。

由于安德海的事情,李莲英从来不在行省搜刮,也不牟取高位。只是戴着四品的顶戴,合乎法律定制的太监最高的官位品级。李莲英非常了解慈禧的性格,很擅长迎合慈禧,于是被太后宠信。他制定了一项规矩,凡收取大臣贿赂,一定要上交给慈禧,自己从中获利。这件事可以从1900年慈禧西行中看出来。

李莲英的运气不如太后好,在庚子年逃出京师时,他把自己的积蓄藏在一处安全的地方,除了亲属之外,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后,有一个人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法国军队,于是就被劫走了。李莲英回到北京后,第一件事就是请求太后诛杀这个人,这人立刻被处死刑。

当时北京城内的银行家估计李莲英的家产,一共有200万金镑,大部分都存在当铺、钱庄,这都是庚子年后八年之内的积蓄。数量之大,让听到的人都很惊奇。我们知道大官用来活动的钱,有达到32万两白银的,也就是金镑4万左右。李莲英对于这种交易,在他的书信中记载得很详细,这是他聚集财富的原因。李莲英对于官场的事儿了解得很清楚,按照官员的权力来向他们索贿。他平常比较奢侈,这是不争的事实。他经常侵吞国家财产,使国家受到损害。

现在讲一件事儿,光绪二十年(1894),中国被日本打败。原因虽然有很多,但最大的原因,是海军经费被挪用修建颐和园。李莲英和他的手下在这次工程中瓜分了不少钱。光绪十一年(1885),醇亲王管理海军处,庆亲王、李鸿章、曾侯帮着管理,曾侯死后,海军事务就被没有经验的亲王贵族管理。光绪十五年(1889),皇帝亲政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重修颐和园。

由于咸丰十一年(1861)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后,圆明园被大火烧毁,因此太后想重修颐和园。但是经费巨大,没有钱款。李莲英就建议挪用海军经费,后来建议被采纳,海军部就成了内务府支出的一个衙门。等到中日战争开始后,太后下令撤销海军处,招来外界非议。其实海军处不过是为了修建颐和园而设立的,太后之所以发此诏令,只是因为颐和园修好了,海军的经费也用完了,因此海军处就可以被裁掉了,外人说这笔钱由颐和园又回到海军处,实在是胡说八道。

光绪十五年(1889),李总管和醇亲王一起去威海卫、旅顺等地视察北洋海军,当时所有的官员都很尊敬李总管,超过了对醇亲王的尊敬。从海军提督丁汝昌以下的北洋官员,都尽心尽力来博取李总管的欢心。李总管这次出行,收到的招待和贿赂很多。甲午年间的中外人士,都希望李鸿章支持和日本战争,这真是不了解形势。李鸿章明白得很,他怎么敢主张打仗,海军经费的十分之九都已经被李莲英拿走,作为修理颐和园和进入自己的私囊。因此国家危急的时候,海军不肯拼死作战,而且大炮等设备也不完善。

李莲英向来很恨光绪皇帝。等到戊戌变法时,李莲英在里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他平常在太后和皇帝间挑拨离间,使他们的矛盾越来越深。皇帝的去世,外界猜疑跟他有关。李莲英害怕皇帝的改革威胁到自己,同样痛恨广东的维新党,因此极力地鼓动太后再次执政,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政变爆发时,李莲英作为太后的密探。庚子年,如果李莲英不支持义和团,抵制义和团,那一定可以改变太后的想法,这场战火就能被化解。即使有暴动,也不过是山东边界的小事,不至于造成大麻烦,更不至于让中国老百姓承担那么重的庚子赔款。

原先义和团势力最大时候,李莲英的权力也最大。端亲王每次在太后、军机处面前支持义和团,都说李总管也赞同这么做,按说应该用上谕来支持自己的主张,但只要李总管说了,那就好办了,端亲王之所以这么说,是知道李总管的意思,没人敢反对,那么反对派也不敢说什么了。太后支持义和团,又许以重金让他们杀害外国人,都是李莲英的主意。等到联军来了,义和团首领被杀,李莲英开始害怕了,怕太后拿自己当替罪羊。慈禧的性格,向来是在生气的时候拿别人来出气,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李莲英一向支持义和团,这时候慈禧又愤怒又害怕,拿他定罪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等到联军进入京城,澜公急匆匆来禀报,说洋鬼子已经进城了。太后说:“我以为来说洋鬼子都跑了。两天前你还说我军大胜,怎么现在我们发现,直隶总督和李秉衡都死了?”李莲英在边上伺候着,听到太后这么说,马上出去告诉外面太监们说:“老佛爷现在生气得很,但是也没有办法,我们只有跑到陕西去,在那里等候救兵,再灭洋鬼子。”

等到皇帝和太后西行,李莲英在沿途的苦难和恐惧,比太后还要多。等到了西安,他心里才稍微轻松点儿,有个随从,跟他朋友讲了当时的情形。

当岑春煊在山西边界迎接皇帝和太后的时候,太后在轿子里拉开帘子,对岑说:“你知道我们在北京的事情吗?”岑说:“不知道。”太后一脸怒气,指着李莲英说:“都是他们做的,害我到此地步。”李莲英在边上听着,低着头不说话。后来李手下的几个太监在乡下抢劫,岑春煊这个人一向正直,不畏强暴,他立刻把这件事情禀告给了太后。太后碍于面子,答应将这三个作案的太监在案发当地斩首。岑春煊本来想把李莲英也算进去,但后来看太后很依靠李莲英,也就不敢冒险这么做了。

这时候李莲英的处境真是不好。后来朝廷恢复原先的制度,李莲英得到了荣禄的帮助,为了报复,把岑转调为山西巡抚。这是因为李莲英觉得八国联军要进入山西,情势危急,想借这个机会置他于死地。而且岑管理宫中的开支,逐渐被太后宠信,因此李莲英一直想除掉他。

岑春煊在当时以直率公正著称,他管理行宫的开支,十分节俭。他首先禁止太监勒索的行为,对太监的收入有具体的数额规定,致使太监们收入很少。后来他逐渐被太后信任,这就犯了李莲英的忌讳,李莲英总想着要除掉他。最后终于得到荣禄的帮助,就把岑调到外省后,自己来管理内廷开支。而这一个月以来,太后每天都和岑商量国家大事,并让其负责宫中的事务,要是长久不变的话,那么不正好可以削弱太监们的势力么,何况这也是岑很擅长的事情。

等到离开陕西,李总管更是毫无顾忌,竟然敢压着岑春煊的奏折,不让皇帝和太后得知。他又像往常一样,恢复了太后的宠信,态度比原来更加骄横。有时候召见大臣,他居然敢不传太后谕旨,只是说自己累了,今天公事太多之类的话。南方各省进贡的物品,都要先放到李总管那儿,他家里几乎都堆满了贡品。上贡的银子,太后拿一半,太监们拿五分之一,其余的交给荣禄,作为饷银来发放。

当皇帝、太后在西安和开封的时候,太监们获得的利益很大,因此李莲英不想让太后回到京城,他就用外国人要报仇的谣言恐吓太后。他不希望太后回到京城,也不光是为了敛财,也是由于各国使馆开的黑名单上有他的名字。他命令手下一个姓蔡的太监,每天报告京城里发生的事情。后来庆亲王给李莲英写信,保证回去没有问题。李莲英的心才放宽,不再阻止太后回京城。

当时每个省送到西安行宫的银两有五百多万两,都由李莲英管理,另外有一个姓孙的太监来帮助管理,他也是太后宠信的人。他们有的借着太后的名义,买东西不给钱,因此西安百姓吃尽了苦头。当时陕西正遇上旱灾,百姓生活更加困苦。以岑巡抚的报告来看,面一磅96文、鸡蛋一枚34文、猪肉一磅400文,有钱也买不到鱼。物价比南方贵了6倍。

还有更坏的太监,经常欺负皇帝来取乐,有时候故意激怒皇帝。当时有人传言,说皇帝经常有小孩子脾气,喜欢和太监玩捉迷藏,等太后来了,就退到屋里的角落,一言不发,有时候发脾气,就拿瓷器去砸别人。这些话都是李莲英和那些太监们的谣传,是为了毁坏皇帝的名誉,都不可信。

皇帝和太后回宫后,李莲英的势力更大,宫里面的所有事情,都由他一个人管理。李莲英随着太后的心意,改变原来的想法,开始赞成维新。军机处制定的有关预备立宪的法案,他也经常附和。他经常笑着跟太后说:“老佛爷,我们现在也成假洋鬼子了。”但原先他的权力范围,还有买卖官员的行为,他仍然极力维持下去。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两广总督陶模写了一道奏折,认为现在的嫔妃们的数量比原来大大减少,但太监们还和原来一样多,应该大量裁减。他们的工作,应该由宫女代替。李莲英看到这条奏折,先藏起来不上报,等到时机成熟,事先知道太后不会答应,就把奏折递上去。

从这以后,上奏朝廷请示裁减太监的奏报很多,经常听到小道消息说要裁减太监,但是太监的权力还是和原先一样。而且中国忠正廉洁的官员数量不多,表面上实行新政,但涉及到利害关系的弊政,则丝毫不加改革,甚至放到将来,没有期限地拖了下去。内地的报纸,开始还有一两家敢说说这些,后来都被官员们压了下来,逐渐不敢吭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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