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奇迹，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接近10%，是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国家。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入世”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得到充分发挥，中国跃居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中国制造遍布全球。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经济也积累了诸多问题和隐患，并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愈发凸显，集中体现在：政府主导投资造成行业产能过剩、投资效益低下；全球化红利逐步释放，出口导向型经济难以为继；人口红利逐步衰减，老龄化加大社会压力；房地产泡沫化，经济存在硬着陆风险；货币供应过剩，中长期通胀压力较大。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将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由重工业拉动转向服务业拉动，由政府主导投资转向私人主导投资。同时，通过改善劳动者报酬、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促进消费升级，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不再高速但更加稳健，石油消费增速随之放缓；大消费时代带来乘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支撑汽油需求刚性持续增加；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服务业占比提升，柴油需求受到抑制；房地产降温，下游化工品需求增速下降；中西部地区将成为拉动成品油需求的新亮点。
一、中国经济面临六大中长期风险
1.风险一：政府主导投资造成产能过剩、投资效益低下
与欧美发达国家靠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不同，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自2003年起，我国的资本形成率已经连续9年维持在40%以上，2011年高达49%，分别为美国、日本、韩国的4倍、2.3倍、1.8倍。投资具有乘数效应，刺激经济增长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成就了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造成了产能过剩、持续性不足、投资效率低下、借贷风险上升等问题。
过度投资加剧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主要在钢铁、水泥、石化等支柱性行业，这些行业已经出现了供大于求的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挑战。投资的快速增长是造成我国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2001-2011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年均增速达23%，高于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速8.1个百分点。政府主导投资是造成产能过剩的体制性原因，以GDP增长为考核指标促使地方政府投资热情高涨，导致各地过度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先后出台了4万亿投资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大规模高铁建设计划，拉动了钢铁、有色、石化、风电、水泥等行业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加剧了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
过度投资导致投资效率低下。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投资的快速增长，我国产能利用率呈现持续下降态势，从1991年的84%下降到2011年的63%。“十一五”期间，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1万亿元，每平方千米投资在3.3亿元以上；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达1.9万亿元，每平方千米投资超过1.6亿元。政府主导投资不能充分发挥市场资源优化配置作用，容易造成投资效率低下、重复建设和利用率低等问题。目前我国大城市已经面临投资饱和的尴尬，未来依靠大规模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
2.风险二：依赖出口的发展模式使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
与东亚许多国家一样，我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加入WTO后，借助廉价劳动力和低端制造业优势，我国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在GDP中的占比不断攀升，在金融危机前，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占GDP比重一度高达66%。从出口总量来看，2011年，我国出口总额为3.6万亿美元，占全球近11%份额，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严重依赖出口的发展模式使我国经济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我国出口停滞，国内经济增速降至7.8%；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我国出口增速降至-13.8%，经济增速也随之下降。
我国出口产品以加工制造业为主，在全球产业链中定位低端。出口产品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服装、纺织、鞋类、家具和箱包等商品均排在制成品出口金额的前十位。尽管我国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但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极低。据统计，在全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美国占37%、欧洲27%、日本18%、韩国4%，中国只有3%。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我国制造业以加工制造业为主，在价值链中处于低端，也就是只在利润最低端的组装和制造环节占有一席之地。
未来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金融危机后，随着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全球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更年轻国家的崛起，使中国面临外需环境恶化和部分制造业优势消失的双重压力，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方式将难以为继，由外向型经济回归大陆型经济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3.风险三：人口红利即将过去，未富先老，社会养老压力巨大，成为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过去3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之比从1上升到1.3。人口红利提振了中国经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带来的成本优势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国和第一大出口国。据瑞银集团测算，在过去30年，我国人均GDP年均9%的实际增速中，人口红利因素贡献了约0.8个百分点①。
“人口红利”之后是“人口债务”。据联合国预测，中国总人口将在2030前后达到14亿峰值，随后开始下降。其间，人口结构也将发生显著变化，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逐步下降，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将占16.2%，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24.7%，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从劳动供给来看，目前我国仍然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最丰富的时期，但如果保持现有的人口政策不变，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前后停止增长②。虽然我国城乡二元化结构将一定程度上缓冲劳动力不足问题，但由于农村可转移的富余青壮年劳动力越来越少，城镇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有限，预计我国劳动力数量不足的问题会很快显现。
人民未富先老，社会养老压力巨大。预计我国将在2025-2030年进入“老龄社会”。根据发达国家经验，老龄化往往是与经济发展同步，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一般在5000～10000美元，而中国将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即所谓的未富先老。随着老龄人口持续增加，我国养老金制度面临严峻挑战。首先，人口结构变化导致受益人数量增长较快，养老金需求不断增加，同时缴纳人数量增长相对缓慢，导致养老金压力不断增长。其次，农村老龄化问题压力较大。我国老年人口近60%分布在农村，而农村绝大部分地区尚未建立健全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还处在试点阶段，未来农村老龄人口养老将成为社会难题。此外，我国养老金账户存在较大缺口。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统计，截至2010年中国养老金系统中的个人账户本应有资产19596亿元人民币，但实际只有2039亿元人民币，缺口1.7万亿元人民币以上。
4.风险四：随着人口红利消退，房地产泡沫面临破裂风险
新世纪以来，随着人们对住房需求的不断增加，推动了房地产建设热潮，刺激了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最近几年房地产建设活动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从2009年开始，房地产建设活动占GDP比重已经连续三年超过12%，2011年该比重上升至12.4%。同时房价大幅上涨，引发了人们对房地产泡沫的普遍担忧。尽管受诸多因素影响，但供需关系始终是决定房地产价格最核心的因素。人口结构影响住房需求，进而影响房地产价格。从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经验来看，房地产价格和劳动力拐点密切相关，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将拉动房地产价格上涨，反之亦然。如果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于2015年左右停止增长，将大大改变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供求结构，人口红利的消失将导致房地产价格下滑，未来我国房地产泡沫面临破裂风险。房地产泡沫破灭往往会引发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危机，90年代日本房地产崩盘，以及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而言，由于房地产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紧密相连，若房地产业出现问题，哪怕是局部地区出现崩盘情况，都将对经济造成致命的影响。
5.风险五：地方债务风险巨大，银行业存在系统性风险，经济有硬着陆可能
我国政府债务水平在金砖国家中偏高。我国政府债务包括中央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其中中央政府债务占比约为62%，地方政府债务占比约为38%③。截至2010年，我国中央及地方两级政府全部债务总和占GDP的比重约为68%，略高于国际公认的安全线，低于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但是在新兴经济体中，我国政府债务水平偏高，比印度高20个百分点，比俄罗斯高40多个百分点。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已超过我国GDP的1/4。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刺激经济增长，我国各级政府纷纷出台巨额投资计划，资金需求主要通过银行贷款和地方融资平台等渠道提供，导致地方债务风险积聚。据审计署统计，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显性负债规模达6.7万亿，隐性负债规模达4万亿，合计10.7万亿。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即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率为52.25%，加上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债务率为70.45%④。
地方债务对土地财政和银行信贷依赖过大。首先，地方债务严重依赖土地财政，受房地产市场波动影响较大。2010年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中，承诺用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余额为2.55万亿元，共涉及12个省级、307个市级和1131个县级政府。同时，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近30%的比重。其次，中国地方债务对银行信贷依赖过大，在地方债务中，银行贷款为8.47万亿元，占比79%，是地方债务的主要组成部分。
地方债务潜在风险巨大。一是个别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较重。截至2010年底，有78个市级和99个县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高于100%，分别占两级政府总数的19.9%和3.56%。二是房地产调控使地方政府偿债能力下降。由于地方债务对土地财政依赖大，当遭遇紧缩性房地产调控时，房地产市场表现不佳，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大幅下降，部分过分依赖土地财政的地区可能出现流动性紧张，甚至是偿付危机。三是地方债务与银行绑定，增大银行业风险。如果地方政府债务出现不良贷款，将导致银行总体的不良贷款余额上升。四是经济减速影响地方债务偿付能力。2011年以来，受经济持续下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企业利润下降、结构性减税的影响，财政收入大幅减少，政府偿债能力明显下降。
6.风险六：货币泡沫巨大，我国中长期面临通胀压力
货币泡沫是房地产泡沫和一切资产泡沫的前提和基础，世界上任何资产泡沫和通胀背后都有货币超发的影子。我国货币超发现象长期存在，从经济运行的情况看，我国货币存量偏多。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货币大国，截至2011年底，M2余额为85.1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6%，折合美元13.18万亿元，是同期美国M2的1.36倍。从增速看，过去20年我国M2增速平均是21%%，而GDP是10.5%，M2增速是GDP增速的两倍。
高存量货币导致了强烈的通胀预期，促使商品和资产价格上扬，2003年以来我国房地产价格和资本品价格飞涨即是很好的例证。从长期来看，我国存在着较强的通胀压力，一是由于高货币存量推高长期通胀水平；二是随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步削弱，工资将螺旋上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这些都将带来持久通货膨胀的压力；三是随着能源价格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我国资源品价格面临上涨压力。
二、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之路
1.转变之一：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消费”
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往往代表了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容易造成经济的波动；消费驱动型增长则代表了成熟经济国家的主要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发展更加稳固和持久。欧美发达国家消费占GDP比重在70%左右，印度和巴西消费占GDP比重也分别达到81%和79%，而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为47%。目前，我国居民消费率和总体消费率分别比全球平均水平低25和30个百分点。过去20年，我国居民消费对GDP贡献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49%下降到2011年的35%，同期我国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率则从35%上升到49%。投资贡献较大、消费贡献下降普遍被认为是中国经济不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使得中国经济往往受外界影响波动剧烈。
扩大消费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随着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的持续增加，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逐步完善，税制改革、金融改革不断深化，以及房地产调控等，将有利于消费时代的到来。随着我国消费水平的上升，我国经济结构将趋于改善，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内需驱动。
2.转变之二：转变重化工业的增长模式，进一步提升服务业比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钢铁、化工为代表的重化工业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模式也带来了诸多问题，例如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2011年，我国GDP占世界的10%，但是消耗的资源占世界原煤的49%、原油的11%、粗钢的45%、铁矿石的35%。从国际经验看，上世纪完成工业化的主要经济体中，工业化进程平均耗时15～20年，其中日本耗时20年，韩国耗时18年，中国台湾耗时15年，届时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约为1/3。相比之下，我国工业化已经历时27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达44%。重化工业之路过头使得我国经济比例失衡，服务业被挤压。倘若继续推进重化工业的增长方式，不仅环境与资源无法承受，也将加剧产能过剩，生产效率难以提高。
服务业发达程度是衡量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发达国家服务业比重普遍偏高，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美国为75%、日本为68%、韩国为55%、法国为72%。长期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于整体经济，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偏低。截至2011年底，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3%，与发达国家服务业水平仍然有很大的差距。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与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末期的中国台湾、80年代初的韩国具有类似性。根据国际经验，随着工业化进程进入尾声，未来我国服务业发展将步入加速期，随着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未来我国服务业比重将持续提升。
3.转变之三：改善劳动者报酬，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提高居民收入，扩大消费规模，促进消费升级。1979-2010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9%，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3%，经济与居民收入增速相差2.6个百分点。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消费占GDP的比重与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密切相关，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稳步增加，将有利于促进消费扩大和升级。在人均GDP达到6000～7000美元时，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出现了明显的消费升级趋势。按照平均汇率折算，我国人均GDP已由2002年的1135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5432美元，有望在2015年超过7000美元，届时我国将进入消费升级期。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提高居民消费率。社会保障制度对个人储蓄存在着“挤出效应”，长期以来，我国较低的社会福利支出导致居民倾向于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党的十八大提出，要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社会保障全民覆盖，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住房保障体系基本形成，社会和谐稳定。未来随着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障投入的力度不断加大，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将进入“快车道”。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将在不同程度上促进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居民所面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也相应降低，有利于居民减少预防性储蓄，提高全社会的消费倾向。
4.转变之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调节贫富差距，促进消费增长
税收体制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一直在促进经济增长、抚平经济波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按照优化税制结构、公平税收负担、规范分配关系、完善税权配置的原则，健全税制体系。党的十八大再次明确提出：要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
财税改革主要体现在降低税负和优化结构两个方面。在降低税负方面，我国税种法定税率偏高，例如目前我国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基本税率为17%，如果换算成国外可比口径，即换算成“消费型”的增值税，则税率高达23%，高于西方国家的水平(大多在20%以下)⑤。此外，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5%，而英国是40%，日本是37%，美国、印度、俄罗斯分别为35%、34%、13%。从整体上降低居民税负，可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减少政府部门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挤压，进而提高居民消费。
从税收结构看，我国的税制结构依然是以流转税为主体，而所得税的主体地位还比较薄弱。我国税收总量中流转税收入占62%，所得税收入占26%。相比之下，国外主要发达国家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平均在50%左右，流转税比重往往不到40%。优化税收结构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提升消费水平。例如，增值税、营业税等间接税具有累退性，这部分税负主要在中低收入人群，降低此类税率可以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同时应增加资本利得税、遗产税、房产税等财产性税收，这部分税负主要在资本所有者和高收入人群，增加此类税收有利于调节贫富差距。
5.转变之五：改变由政府投资为主导的模式，大力发展民营企业
政府支出增加容易引起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的降低。长期以来，我国投资由政府主导，特别是1995年以来，我国个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低于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导致个体经济占总投资比重由1990年的22%下降到2010年的3%。政府主导投资存在诸多问题：一是由于缺乏监管，容易造成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二是无法充分发挥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资源难以得到优化配置，造成投资效率低下；三是政府主导投资限制了私人投资的发展。
作为新生力量，民营企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与日俱增，尤其是在解决就业方面。据统计，私营企业占中国法人企业的60%以上，解决了社会新增非农就业人员份额的80%以上；拥有全国66%的专利、74%的技术创新以及82%的新产品开发等等。但是由于一些客观原因，民营企业生存状态并不乐观，需要国家政策的倾斜和扶持。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多项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例如2009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向微小型企业提高税负优惠，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2010年出台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等；2012年国家出台《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开展境外投资的18条政策措施》，提出加强民企境外投资的规划指导，做好境外投资投向引导，完善财税支持政策，健全境外投资法规制度等。党的十八大也提出要支持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的发展。
三、中国经济发展对国内石油市场的影响
1.随着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国内石油消费增速将随之放缓
经济发展是石油需求增加的源动力。过去30年，我国石油消费增速呈现与经济增长同步的特点，两者相关系数高达90%，且石油需求弹性系数呈上升趋势，显示经济增长对石油需求的拉动作用更趋明显。例如，1980-1990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21%，石油消费量年均增长2.75%，石油需求弹性系数为0.3；1990-2000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85%，石油消费量年均增长6.27%，石油需求弹性系数上升至0.6.3；2000-2010年我国GDP年均增长10.3%，石油消费量年均增长7.18%，石油需求弹性系数为0.69。
未来我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难以维持过去20年9%～11%的平均水平。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预计2010-2020年GDP增速将降至7%～8%，2020-2030年将降至5%～6%。随着经济潜在增速下滑，未来包括石油在内的能源需求增速也将随之放缓。经过模型测算，当季度GDP下降1个百分点，季度石油消费将下降2.75个百分点，季度成品油消费下降3.3个百分点。分油品看，柴油需求与宏观经济走势关联更为密切，当国内GDP下降1个百分点，柴油消费下降4.8个百分点。汽油消费需求刚性，受宏观经济走势影响相对较小，当国内GDP下降1个百分点，汽油消费下降约0.15个百分点。综合考虑经济发展、能耗下降、产业升级、主要用油行业发展以及替代能源的影响，预计2020年我国石油需求总量将达到5.87亿吨，比2011年增加1.2亿吨，年均增速将从最近10年的7%大幅下降至2.3%，石油需求弹性系数降至0.35；预计2030年石油需求总量达到6.98亿吨，年均增速进一步降至1.7%，石油需求弹性系数降至0.31。
2.大消费时代到来，乘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支撑汽油需求持续增加
汽车和摩托车用油占汽油消费总量的95%左右，汽油消费与车辆保有量相关系数达到0.97，汽车保有量是影响汽油消费的首要因素。经验表明，人均汽车保有量规模及增速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人均GDP和千人汽车保有量显著正相关。人均GDP越高的国家，汽车保有量也较高，例如美国千人汽车拥有量达到828辆，为世界第一石油消费大国。我国千人汽车拥有量仅为60辆，不仅远落后于发达经济体，在新兴经济体中也处于较低水平。
未来随着居民收入持续提高、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继续深化，我国将逐步跨入大消费时代，汽车消费将快速增长。目前我国汽车总销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位，但千人汽车保有量、千人汽车销量等指标与日本上世纪60年代初期和韩国80年代中期相当，未来我国汽车市场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预计到2020年我国汽车销量将达到3000万辆，每千人汽车保有量将达到184辆。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增加，国内汽油消费也将呈持续增长态势，预计到2020年国内汽油需求将达到1.1亿吨，2030年达到1.4亿吨。
3.随着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服务业占比提升，柴油需求受到抑制
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工业一直是能源消费大户，其能源消费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保持在70%左右。根据经验，工业经济占国民经济比重提升，将带动能源消费加速增长。近30年来，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已成为世界煤炭消费第一大国，石油和电力消费第二大国。与工业相比，服务业单位能源消耗较少。通过计量分析也发现，第二产业增长对石油需求增长的带动远大于第三产业。从美国经验看，1970年以来，美国工业占GDP比重从35%下降到20%，服务业占GDP比重从61%上升到78%，同期石油消费增速由年均4%下降到年均1%。未来随着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重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趋于下降，服务业比重将趋于提升。产业结构变化将影响我国石油需求变化，柴油与工业发展密切相关，未来柴油需求将逐步放缓，柴汽比或将有所降低。预计到2020年，柴油需求为2.3亿吨，年均增速约5%，柴汽比进一步下降到1.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