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奠基石
——胡适思想浅谈
[关键字] 胡适 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 实验主义 存疑主义 渐进主义
[摘要]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启蒙大师，由他首倡的“文学革命”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在思想界开辟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新纪元。然而奇存疑主义、实验主义、渐进主义等思想却未能与当时激进的五四时期的中国政治现状相契合，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的对象，最终未能成为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但是胡适的思想遗产并没有因为其政治上的“退败”而退色隐没，相反胡适思想正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和思想的开放一点一点的被重拾。
一、胡适与其时代背景
自从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文化就以一种强制的方式涌进古老封闭的中华帝国。从此我国就开始了由被动到主动的“西化”（现代化）过程，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政治科学、思想文化点点滴滴地向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渗入。在我国近一百五十年的“西化”过程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个分水岭。五四之前我们的现代化重点是“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被迫让位的问题。而作为“五四运动”的先导并与“五四运动”相伴生发展的新文化运动则使这个“让位”过程在文化上一让到底——新文化运动中提出“打倒孔家店”，倾向于全面反传统，是一个“全盘西化”的文化运动。如果说五四之前，中国思想界争论的焦点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孰体孰用以及应否西化的问题，那么，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争论的中心就在于如何西化和选择那样西化的问题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原是一个“为了政治而文化”的文化启蒙运动，则继之而来的就是“启蒙后”真正的直接的政治改良或革命救亡的问题了。“五四运动”拉开了现代中国救亡运动的序幕，也是中国“西化”（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转折。
在这样一个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转折时期，胡适兼具着一个启蒙思想家与一个近于被多重误解的爱国救亡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他立足学术但关注并干预政治；他竭力推动全盘西化的新文化启蒙运动，但反对激进的政治运动，认为“五四”的政治运动干扰了思想启蒙，“五四”启蒙运动因政治运动而夭折，为完成其应有的历史使命。观其在启蒙、救亡的双重变奏下的前半个世纪的历程，胡适始终在学术与政治、思想启蒙与政治运动的矛盾之中探索行走。他企图“二十年不谈政治，先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但最终还是由学术而政治，由思想启蒙而卷入“主义与问题”的论战。学术与政治、思想启蒙与政治运动，剪不断，理还乱，将胡适牢牢地困于其中，交织成胡适起起落落的一生。
二、胡适思想及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
（一）宏观上看胡适之于现代中国思想启蒙的贡献
1917年一月号《新青年》刊出了胡适的论文《文学改良刍议》，冲决了旧文学数千年的提防；随之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推波助澜，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运动由此而始。而文学革命背后真正的实质却是一场思想的革命，这场思想的革命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现代化历史的新纪元。胡适也因此而成为一个时期文化思想界之名流。
胡适是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大师，成为整个旧势力的公敌。“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传统文化的运动，胡适在这场反传统文化的运动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要求“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呼吁个性解放，反对传统偶像，倡导文学革命，这些既是胡适的思想认识，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体内容。站在这场新文化运动之上，从宏观上看胡适对这场运动的贡献，主要有两点：首先，胡适打破了孔孟和儒家在中国文化中“唯我独尊”的地位，使人们头脑中儒术的权威形象解体破碎，成为了与诸学平等且可供讨论批判的一种经学，从而使人们的思想从孔孟儒学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开始对旧道德旧传统提出质疑否定直至批判。其次，胡适突破了“汉族中心主义”这项自我束缚的民族文化的瓶颈，而代之以“欧洲中心主义”宇宙观。“汉族中心主义”以一种扭曲了的“自豪”与“自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蒙蔽了人们的眼光，中国人因此对西方先进文化不屑一顾，做着泱泱大国的迷梦，即使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人也未从“汉族中心主义”中走出，而深深困扰于中学西学谁体谁用的问题之中。胡适在文化思想上以人类大同为基准的“世界主义”观念代替以“国家本位”的民族主义意识，将中国思想界的眼光引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而不再受锢于“汉族中心主义” 。总的来讲，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是自由开放的，各种不同的声音相互撞击相互包容。当然，以上两个贡献并不是胡适一人单独做到的，开启思想文化界自由开放之风气也不是胡适一人能做到的，但他在其中的贡献是突出的，是不能不提的。
（二）胡适思想特点
胡适之所以毫无愧色地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的大学者，之所以在学术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之所以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更多的取决于他的思想体系中那些特殊的，为同时代学人所不具备的，唯有他个人首倡或独创的学术文化思想及其相应的学术研究成果。
“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①] 可以说，这段话是胡适对自己的思想的总结，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胡适的思想和科学方法主要来自西方，一为是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一位是实验主义的集大成者。
较同时代的学士而言其思想最大的特质在于存疑主义和实验主义。胡适曾说，达尔文和赫胥黎在哲学方法上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们的“存疑主义”，他从进化论那里所真正接受的也就是这个“存疑主义”。而存疑主义和实验主义又是相互联系的。正因为存疑，所以主张实验。“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情感，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②]在胡适看来，一切可信的东西都必须经过科学的证明，凡是没有经过检验的东西，都不可信，而当先置一边，等待“实证”。
由存疑主义和实验主义这两个主体思想延伸的其它思想特质主要还有：
渐进主义：“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学说给了我们一个大教训：就是教我们明了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所以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决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会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变。”[③]基于这样的进化论认识，胡适在文明进化与政治变革的主张上也一直是主张渐进的，体现出一种稳健性，他说：“文明不是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都是一点一滴的解放。……”[④]
反教条主义的：反教条主义可以说是其存疑主义和实验主义的另一个表现。因为存疑，所以不盲信一切主义，主张验证一切主义。胡适说：“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待证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⑤]他这样论述“主义”的危害：“‘主义’的大危害，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⑥]这也是胡适之所以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思想根源所在。
重具体的：胡适主张从具体的问题下手，“多研究一些具体的问题”，而反对高谈或者说空谈“主义”，他说：“凡是有价值的意思，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⑦]
另外还有自由主义、个人本位主义等在当时也是其主要思想特点，这种种特点构筑成了胡适的学术文化思想体系。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所持的路线方式、政治主张、所实践的行动都深深地反映出其思想特点，深受其内在思想的指导。如：在新文化的认识路线上，胡适认为整治中国社会之病的药方在于“树人”，在于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的文明素质，他认为这个文化运动应撇开政治，有意识地为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走为文化而文化的路线；在文化革新的方式上坚持“尝试”的、“实验”的态度，希望大家平心静气讨论“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在处理传统文化的方式上，胡适从疑古出发，提出要“整理国故”、破坏旧文化、建设新文化这一文化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必须要经历一番“筛选、改造、利用和吸收的功夫；在政治上，胡适主张渐进。
（三）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具体的主要贡献
理解了胡适的思想特点，也就找到了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路线方式、政治主张等的内在根源。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具体的重要的贡献是基于胡适内在思想观念的指导和一份热烈而理智的民族心而产生的。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作出了其特殊的重要的贡献，到现在则成为了一份珍贵的遗产。
一是，胡适倡导“文学革命”，把中国文学传统引入了现代化。胡适的“文学革命”论，是在中西文化冲突最严峻的关头，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转折时期，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清醒的历史使命感，为顺应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界出现的大变动，寻找到了一个切实的突破口。
二是，创造性地介绍宣传实验主义学说，传播了科学的思想方法，传输西方先进思想和思维方式。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曾大力介绍宣传杜威的实验主义学说，同时在其新文化路线、政治主张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其渐进主义、实验主义、存疑主义等思想，其思想启蒙与政治主张中的理性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国激进的思想政治氛围，也传输了西方的理性主义，引发人们思考。
三是，从政治改良主义和思想自由主义出发，有力地倡导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推动了“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近现代中国的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高举了“民主”的旗帜，其中重要的内涵之一是倡导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主张树立新的政治观念和伦理道德规范。在这方面，胡适的许多著述言论比别人更有力，更深刻，代表了时代思想的最高水平。
四是，“整理国故”的理论及其实践具有相当的示范意义。“整理国故”是胡适提出的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纲领中的重要一条，其主旨在于提倡“用科学的方法来作整理的工作”、“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与此同时，胡适又提出了一条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为真理而求真理”。在实践上，胡适也身体力行。可以说，胡适“整理国故”的理论与实践为中国现代学术建立了范式。
三、胡适思想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可以说，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是一个全盘反传统的思想启蒙大师，然而正如胡适自己所言，“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是先要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⑧]，所以，胡适破中国传统文化根本上说是为了建立中国的新文化。但是文化上的“立”往往比“破”要难得多。在那样一个民族危亡和政治危机深重的中国，“救亡”压倒了“启蒙”，新文化运动只草草地完成了对旧文化的“破”，五四政治运动就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历史舞台，阻断了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的“立”。也可以说，这样的结果是作为一场“为了政治而文化”的新文化运动的必然，而这样的必然就造就了一心想“要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基础”的胡适的悲剧。历史现实不容给胡适足够的时间去建筑一个新的文化基础。
胡适存疑的、实验的、渐进的、反教条的、重具体的等等思想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非常理智的思想。处于国家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的仁人志士出于救亡图存的根本目的掀起新文化运动，这样一种“为了政治而文化”的运动不免产生许多过激的思想，而胡适思想给中国注入了新的思想血液，也恰恰像是给政治高烧的中国带来了一针清醒剂。然而，在那样的环境下，胡适存疑的、实验的、渐进的、反教条的、重具体的等等思想又显得不合时宜，水深火热的中华民族没有时间去怀疑去渐进去实验。因此，胡适政治上改良主义的主张也没有被接受，反而成为了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批判的对象。在当时的中国胡适思想没有合适的土壤和气候得以生根发芽长大，随着列宁化的马克思主义涌入中国，胡适派的思想不断地遭到“正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批判，最终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我们说，胡适的思想带有资本主义改良派的色彩，但是实际上胡适并不是一个党派分子，胡适思想的形成和提出更不是出于党派利益，而是单纯的对西方先进思想的认同，并且出于爱国心而想要将这些思想作为医治中国文化与政治弊病的处方。胡适的思想遗产并没有因为其政治上的“退败”和20世纪50年代对胡适的大批判而退色隐没，相反，胡适思想在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和思想的开放一点一点地被重拾。
1978年之后，中国社会政治进入了“邓小平时代”，从“真理标准讨论”到“改革开放”，中国走着一条实验探索的路，即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真理标准”问题在“五四”时代已被胡适作过明确的解答，可是到了1978年之后，我们才真正接受这一答案。胡适当年反对空谈、反对盲从、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本身是一种务实的思想方法，即实事求是的意义。“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待证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胡适的声音还在警示现在的我们，谁违背了这起码的认识逻辑，就会陷入追求真理征途中的泥淖里，置整个民族于危难之中；谁顺应和驾驭这一起码的认识逻辑便会获得现实的真理的绝对赐予。
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已昭示了这一基本学理的合理性。胡适的主张社会改革，主张思想解放，特别是不迷信，一切学理必须通过实践验证的思想，正是我们日趋遵循并走着的路。可以说，胡适在20世纪初的理性呼唤，到了20世纪末真正得到了实践上的回应，21世纪的中国应继续循着这条理性的路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