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羞于承认，但我又不得不承认初读余文恍若发现了新大陆：浓郁的文化气息，或壮丽、或隽永、或苍凉、或迤逦的景观，各路秦汉雄魄，唐宋风范，明清居士，让我能够“站在一个或高或低，或远或近的角度，俯瞰，仰视中国文化，或高屋建瓴，或精雕细刻地谈论中国文化”。初出茅庐的我旋即被他身为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所打动，被他的见多识广、博闻强识、旁征博引所折服，被他奢华的文字，巨大的闻所未闻的词汇量，汪洋肆意的想象力，或豪迈或柔情或悲凉的笔调以及他所征服，抑或是蛊惑。
后年岁渐长，对余文也有了更理性的认识。相较于文化散文，余文更接近于媚俗文学。“媚俗”这个字眼用于评价散文或许有些刻薄，但不乏其道理。在上海的一次扫黄行动中，公安在一位小姐的手袋中发现了三件东西，口红、安全套和《文化苦旅》。当然，每个人都有阅读的自由，性工作者也不例外。但余文被冠上“文化口红”，“文化安全套”也是不争的事实。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所谓的“文化散文”其实质更接近一种速食文化，功用文学。其速食程度之深，功用之大足以让一名性工作者在上班时依然带着它。
其实“文化苦旅”最开始是上海《收获》杂志上的一个栏目，在受到读者好评，又经过市场的反复测试之后才集结出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身处在一个“精英不再引领大众，反而是大众支配‘精英’”的时代，余文更像是一种充分熟练掌握了大众口味的快餐，或者说是能够犀利地洞悉、追踪大众趣味和市场走向的猎狗。对余而言，媚俗不再是一个刺耳的贬义词，反而是一种文化营销策略，可以从大众口袋中赚个盆满钵溢，赢个德艺双馨的好名声。
除此之外《文化苦旅 》的媚俗之处还体现在何处?答曰：过度的煽情。可以说余是一个合格的文匠，但绝不是一个思想者。过度的渲染夸张让余文的思想性支离破碎，而生搬硬套的博闻强识让余文丧失了基本的逻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