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虚掩的山海关大门敞开，流民潮涌，汹涌澎湃。人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人的流动实际上就是文化的流动。“闯关东”浪潮叠起，意味着中原文化向关东地区大规模挺进。
文化交流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闭关”时代的文化交流表现为中原文化对东北固有文化的“影响”，受到“封禁”的人为干扰。
那么，在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中原文化迅速在关东地区扩散，使得中原文化和关东文化在辽阔的关东得到了并存。
山东村在关东的“复制”，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加上人员数量庞大，他们有充分理由保持自己的文化，所谓“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即是。
他们可以不必改变自己，削足适履，去适应当地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同样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
赵中孚在论及“闯关东”的意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意义上，东四省区基本上是山东农业社会的扩大，二者之间容有地理距离，但却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别。
山东与东四省区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最主要的是东四省区移垦社会成员，没有自别于文化母体的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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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关东的原因：
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从移出地看，一面是天灾，旱、水、雹、虫、疫并发。
一面是人祸，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太平天国、捻军、黑旗军、义和团等都曾横扫华北诸省。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新旧军阀的混战年年不断，战祸波及华北各省。
兵灾匪祸频繁，日益加重田租、税负、差徭和额外摊派。越来越多的破产农民和灾民、难民不得不到东北去逃荒、避难。
从移入地看，东北的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大部分土地尚未开垦，华北地区地少人多。在山东等地“闯关东”由来已久，移民中向家乡寄钱者有之，带财物回乡过年者有之。
也不乏发财致富成家立业者，这些刺激了更多的民众要到关外谋生赚钱。胶东有些村庄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
逐渐形成了“闯关东”的习俗。所以在华北特别是山东的胶东和河北的冀东，劳动力稍一充裕，或一遇天灾人祸，首先想到的是携家带子，或集结亲戚好友，蜂拥到关东去谋生。
清末，沙俄侵略东北，日本紧跟其后，两国竞相在东北扩张势力，修筑铁路、掠夺资源，需大批劳动力，迫使华北破产。农民移民关外，多是华北地区的农民，尤以山东、河北两省农民最多。
山东胶东地区的登州、莱州、青州和河北省保定、滦州等冀东地区、京津地区，有便利的途径，有“闯关东”的习俗，是移民的主要输送地区。
后来，重灾区河南省依靠发展起来的铁路，也有相当数量的农民逃亡到东北。据统计，1921年关内向东北移民仅为20.9万人，1926年增为56.7万人，以后移民数量猛增。
1927年达到105万人、1928年为108.9万人、1929年为104.6万人、1930年为67.3万人。即从1921年至1930年的10年间共有近618万余人到东北谋生。
有的学者估计，从近代明令移民实边到清代末年，移入移民（含后裔）的人口达到1400万以上，年均近30万人。有的专家认为，20世纪三十年代前，每年从冀鲁豫去东北的约有40至50万人。
不少年份超过百万。闯关东对于这些农民来说，即是一个艰苦的岁月，也是一个奋斗的征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闯关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