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一个人口流动完全自由的国家，《宪法》就规定了公民迁移的自由.同时日本又有《户籍法》，在保证公民自由流动的同时，对公民的户籍问题作出了详细严密的规定。
东京都人口1200多万，占日本总人口的1/10。每天都有大量的人进出东京，这里的人口流动完全是自由的。日本人可以自由选择学校，只要成绩合格、交得起学费；可以自由谋求职业，只要应聘成功；可以自由选择住宅，只要买得起住房或签订租房合同，就可以择地择房而居。
同中国的户籍制度相比，法国的户口管理工作既有其严格的一面，也具有相当的随意性。严格的是法国人的户口信息同他们的就医、存款等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但对于跨区域的人口流动，法国则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行政措施，只要本人愿意，到哪儿扎根都没人拦着。据统计，占地1.2万多平方公里的巴黎市内居住了 300万人口，而包括郊区在内的大巴黎地区总人口数则超过1000多万。
印度宪法规定，“一切公民均享受在印度领土内自由迁徙，在任何地方居住和定居的权利”。印度人离开出生地后，只要在新的地方找到工作，其日常生活、子女上学等方面都和当地人并无二致。而且根据规定，无论是贫民窟居民还是外来白领工作人员，只要18岁以上、在当地居住满5年以上，都可申请一张新的选民证，从而在政治上融入当地社会。
据记者了解，在新德里这样的大城市，原住居民与外来人口的惟一差别就在经济上。原住居民一般都扎根城市多年，工作生活都较为稳定，而且蒙祖上“福荫”，许多人都有一套以上住房，仅靠向外来人口以及外国人出租房屋一项，每年都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
拉丁美洲地广人稀，但人口集中的大城市却不少：墨西哥城有1640万人，阿根挺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市1387万人，巴西圣保罗市1300万人，里约热内卢1000万人。拉美人口是自由流动的。工业化以来，城市化速度一直很快，目前城市人口已超过75%，接近欧洲的水平。
户籍管理有严有松
杨慧：日本有严格的户籍制度，它以家庭为单位标明每个人的身份、夫妻关系、父子关系等。孩子在20岁的法定成人之前，无权独立设立自己的户籍，一旦成人，完全自由。但是日本最常用的户籍文本称为“住民票”，它以每个人的居住地为基础设立，标有此人的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别、与户主的关系等。如登记选举人或候选人、接受义务教育、办理国民健康保险、国民年金保险（退休金保险）、登记纳税等都需要先出示住民票。日本的住民票是完全随着住址移动的。
日本实行典型的“户口随人走”制度。办理户口登记有一套严格的法律规定，首先公民在搬出之前需要先到当地政府办理住民票迁出证明，注明迁出原因（如上学、就职、结婚等）和计划前往地址；搬入新住址后，公民必须在14天之内到新住地政府办理迁入登记，此时需要携带迁出证明、国民健康保险证等。总之，任何人无论搬到哪里，其行踪都是在政府的控制之下。
陈源川：初到法国的外国人都有一个明显的感受：法国人非常注重“纸张”，即与公民个人有关的民事登记制度。从婴儿出生之日开始，其出生年月、性别、父母的职业、经济收入、国籍、宗教信仰等相关内容便记录在案。公民到达18岁申办身份证时，申请人需要带着出生证明、家庭户口本等，亲自到居住地的市政府或警察局办理。每张身份证的有效期为10年。
钱峰：像不少发展中国家一样，印度拥有民事登记制度，内容包括公民出生年月、性别、死亡、婚姻登记，此外还有其父母职业、经济收入、宗教信仰登记等，但却没有类似中国的身份证和户口簿。从印度全国范围看，户籍管理制度可谓十分松散。在日常生活中，选民证、工作证、驾照、学生证、护照就是证明身份的重要证件。对于全国数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公民而言，政府颁发的贫困证也等同于身份证明。可在日常生活中，一些印度人都没有随身携带这些证件的习惯，经常让警方无可奈何。
人口会不会都流向大城市
杨慧：带着这一疑问，记者向《朝日新闻》社会部的吉田明先生请教，得到的回答非常明确和具有说服力。他说战后以来、特别是工业发展时期，日本确实出现了人口向大城市流动的倾向，使农业成了“爷爷奶奶农业”。一些偏僻山村的青年找对象难已成为社会问题。但即使如此，人口也不会全部流向大城市。首先，日本实行土地私有地制，土地、山林是家庭最宝贵的财产，大部分土地拥有者舍不得扔掉土地远走他乡；其次迁入城市居住者大部分是出于就学、工作和结婚等原因，否则迁入消费昂贵的大城市是很难生存的。
特别是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日本已经基本消除了城乡差别，农村的居住、生活条件不亚于城市，甚至住房更宽敞，空气更新鲜，因此出现了许多白天到东京上班，夜晚回到千叶县、琦玉县、神奈川县居住的“远距离上班组”。
陈源川：其实，外地人来巴黎虽不会受到行政制约，却面临一些“自然因素”的牵制。首先，巴黎是个繁华拥挤、嘈杂热闹的大都市，这一气氛足以让许多喜欢清静的法国人却步。更重要的是，巴黎的物价昂贵，同样的工资收入或许在外省可以过得很潇洒，但在巴黎却显得捉襟见肘。外地人到巴黎来遇到的首要挑战是住宿问题，而巴黎目前的住房不仅奇贵无比，而且房屋市场供不应求，一条出租房屋的信息往往会有三四十人应租。这一问题造成的结果是，很多人在巴黎市区工作，却住在郊区，每天通过地铁和公共汽车来回奔走。
当然，一旦在巴黎安顿下来，其它问题则不必费心了，因为法国的医疗保险、失业救助等实行全国联网，在首都和外省别无二致。以社会保险为例，法国的社会保险体制归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统一管理，每个公民都有一个社会保险号码，在全国范围内享受医疗保险、失业救助、住房补贴、看病就医等一切社会福利。如果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只需通知以前的社会保险机构，将其个人资料转到新住址所在地的相应机构即可。如果父母跨省市调动工作，子女的入学问题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外来工让大城市不堪重负
刘宏：拉美由于大量农民毫无秩序、不受任何限制地拥入大城市，尽管对工业化的前期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过度城市化”的负面影响凸显出来。上面提及的4个城市都已进入世界特大城市的行列，而其他一些城市的人口还在向这一目标看齐。规模如此迅速地扩张，造成市政基础设施的严重不足。就拿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来说，这个城市原来的设计能力是为400万人口服务，由于大量农民的拥入，原有的医疗、教育、交通等服务设施就显得不堪重负。再有，城市就业压力持续增加，城市贫困现象有增无减。目前，拉美贫困人口中65%是城市居民。
钱峰：面对“外面精彩世界”同时，许多在新德里、孟买等大城市打工的农民，由于举目无亲，加上大城市本身容量有限，他们白天辛苦打工之后，晚上要么蜗居在城市的一些犄角旮旯，要么露宿街头。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印度各大城市一道无法回避的景观———贫民窟。
有资料显示，在过去10年中，印度大城市贫民窟人口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以首都新德里为例，其总人口1200多万，但贫民窟人口却从224万增加到326万。而号称拥有“亚洲最大贫民窟群”的孟买的贫民窟人数是585万。
合理调控，分散城市人口压力
刘宏：拉美地区“过度城市化”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一、经验不足，没有合理的调控。对自发的移民潮从来不加调控，也没有去探索适合国情的城市化模式，结果形成一种移民向大城市集中的单一模式。二、农业现代化模式的偏差。拉美历史上形成的大农庄制度造成农村土地的高度集中，广大农民无地或少地现象严重。三、政策上的失误。
这些因素都促使农村居民流向城市。对于解决这一国际性的难题，专家的建议是：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并在农村兴办各种经济，把大量农村劳动力就地吸引住；同时兴建设施齐全的卫星城，适当分散中心城市的人口压力。
钱峰：许多印度经济专家指出，外地人口进城也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首先迁移成本很高，进城的还不是农村最贫苦的，而是那些能够承担迁移成本以及具有一定迁移网络的农民。再者是城市就业机会，能否在城市就业是决定农民能否在城市生存下去的关键因素。但为减缓“城市病”的蔓延，专家还是呼吁政府采取更多的市场调控手段，包括鼓励开发卫星城，加强大中城市的基础建设，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分流特大城市和农村就业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