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处于闭关锁国的境地，然而，“印度的软件之父”柯理却把软件概念引入印度。70年代，许多国家、企业集中精力开发电脑硬件，对于软件，当时人们认为是附加的、免费的而且不能获利的。但是，柯理认为软件具有巨大的无形价值，“软硬件是一体的，硬件达到某种规模之后，软件势必有大量需求。”同时，柯理发现开发硬件需要基础设施和资本，而印度没有足够的条件来开展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因此，印度的贫穷迫使它不得不从事软件开发，因为印度人“有优秀的数学头脑，绝对可以编写出最好的软件。”根据《开启印度信息革命》一书的介绍，当时印度全国电脑不超过20部。今天，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印度开始以软件开发作为国家的支撑产业时——的艰辛状况。
第二，印度的落后体制与先进的信息科技相互碰撞。印度仍然处于僵化落后的管理体制下，正如旅行文学大师奈波尔所描写的，“官僚体制与种性制度共同交织成的幽暗国度”。可以说，印度软件业的发展是不断地突破僵化管理体制的历程，比如柯理游说政府解除电脑硬件进口的管制。1991年印度软件协会主席米塔锲而不舍，登门16次，才与财政部长会面半小时，为软件业争取到租税优惠。这种不断的碰撞，终于使政府意识到信息科技的重要性，反过来政府倾力扶持软件业，1999年印度成立了IT产业部，当年有16个省的省政府宣布IT政策，有7个省成立专职工作小组或委员会。事实证明，这些机构不是摆设，而是印度软件业发展实实在在的引擎。
第三，两极分化下催生软件王国。印度的两极分化有目共睹，去过印度的人都有感受，在摩天大楼的下面，成群结队的乞丐肆无忌惮地乞讨，甚至抢夺游人的提包。正如诺贝尔奖得主帕兹所形容的：印度充满“两极化对照形成的歧异”。因此，国内许多IT名流据此认为印度的“软件大国”地位不足挂齿。
印度有70％的人口是文盲，而同时它有41万软件技术人员，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印度全国有1832个教育性科研机构和理工学院，每年大约培养7万个计算机软件专业人员。如今在美国，1/3的软件工程师是印度人，有25万人深入硅谷，这足以让世人吃惊。有人形象地比喻，印度是依靠金字塔尖的2％的精英带动98％的平民。难怪比尔·盖茨在第一次访问印度后，就断言：在未来几年中，“印度有希望成为一个软件超级大国”。尽管文盲、人口与贫穷仍然是印度当前的三大难题，而印度政府的目标是在2008年造就“百万软件人才”。
第四，软件业的外销策略的成功应用是印度软件业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环节。印度发展软件业主要有两种外销策略，第一种是所谓的“到岸服务”，即由印度软件公司外派工程师，驻扎在国外客户处，完成设计；第二种是所谓的“离岸服务”，即在印度完成软件程序开发，传输到客户端进行测试、安装。这两种业务分别占印度软件产值的57％和35％。换言之，印度提供的主要是定制式的软件服务，有品牌的套装软件占的比例很小。所以，有人称印度的软件业模式是“软件代工”，类似中国沿海地区发展的加工业。
当然，看到印度软件业奇迹的同时，也应当正视印度软件业发展过程中的薄弱环节：比如：人才流失；高附加值产业链无法形成；过于依赖产业导向的教育，导致研究失去前瞻性；官僚机构的低效率；各邦之间在推动软件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恶性竞争，导致资源浪费；以及其他深层的社会问题。
1989年印度软件业总产值为2000万美元，1999年达到40亿美元，绝大部分是出口，成为全球第二大软件出口国。
据麦肯锡预测，印度IT服务业在未来五年将增长五倍，年出口额超过500亿美元。目前印度的软件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额超过了印度全国出口总额的20％，在全印度GDP份额超过了2％。
印度有一批大型软件公司，前四名分别为TCS、Infosys、Wipro和Satyam等，这些公司规模都超过万人。TCS是印度头号财团Tata下属的咨询公司，财团总资产超过100亿美元；Infosys于1999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是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印度公司，全球500强之一；Winpro是一家相对集权的公司，创始人阿芝姆·普莱姆杰拥有超过八成的股份，普莱姆杰也成为印度首富；Satyam是它们中第一个在中国投资的。
“四大金刚”在中国落户，还处于观望状态，投资也不大，像Infosys在华投资尚未定案，不过另外两家来自印度的NIIT（印度国家信息技术学院）和APTECH却几乎垄断了中国的IT长期培训市场。NIIT成立于1981年，是全球惟一教材开发达到CMM 5级的教育机构。这两家公司用类似于培训中国厨师的方法培训软件工程师：招生、培训，直到学生毕业、找到工作，两家公司的学费也一样：1．8万元。
在软件开发和出口创汇方面，印度与中国相比处于绝对优势，而在基础的IT培训方面，印度人更是杀到了中国家门口来。目前，中国的IT企业只有华为在印度有一家规模不大的软件公司，该公司甚至因为被诬陷“为塔利班编写软件”而被印度政府调查，事实证明纯属莫须有。
分析一下印度软件模式的成功因素，关键在于引进CMM认证，CMM是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软件工程学会搞的一套软件工程标准，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能力成熟度模型）共分五级，印度人对此标准异常热心，全球获得CMM5认证的软件公司不过几十家，印度占了60％以上。
前两年，一批中国软件企业老总去印度考察一番，回国后掀起了一股CMM初级认证热潮，很多中国人对CMM认证也不以为然，但有一点无法回避，那就是CMM是硬文凭、是护照，没有它，连软件国际市场的门都难以迈入，它实际上也是美国标准。
不过，印度模式是处于全球软件业价值链的最底层，在孟加拉的女工为沃尔玛的血汗工厂努力工作时，班加罗尔的程序员们也在为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软件订单埋头苦干。这些订单可能已经被倒手好几次，利润被层层盘剥，而且这种代工受美国经济影响很大，一旦美国经济不景气，班加罗尔的工程师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所以，对西方列强而言，班加罗尔是软件业的血汗工厂，而中国连成为“血汗工厂”都很艰难，因为中国的软件业是一盘散沙，各有各的标准，标准太多则造成没有标准的现实局面，照搬CMM是一条路子，但不妨换个思路，能不能制订中国自己的软件业标准，毕竟中国是21世纪最大的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