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战略转移落脚点的选择，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长征开始时，中央确定的第一个落脚点是湘西根据地。但是，蒋介石布置重兵封锁了去湘西的道路。在这危急关头，党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准备到川黔边境创建新的根据地。可是，遵义会议以后,蒋介石纠集150个团的兵力企图将红军围歼于黔北地区。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党中央又采纳了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第二次改变战略转移方向，决定从四川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建立新根据地。红军一渡赤水后，蒋介石指挥川军12个旅沿长江布防。毛泽东以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灵活用兵，又三渡赤水，跳出了敌人苦心经营的包围圈，创造了红军渡江北上的良好时机。此时，中共中央从实际出发，果断地第三次改变行动方向，放弃了在云贵川边境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迅速渡过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准备在川西北创建根据地。但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红四方面军已经放弃了川陕苏区，处于无后方作战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审时度势，第四次改变行动方向，决定北上陕甘，把革命大本营奠基在西北。1935年9月，红军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并获悉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依然存在，党中央决定把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寻求最终落脚点的过程，就是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不断调整战略部署的过程。
在红军长征过程中，党的政策与策略也得到了适时的调整。长征开始后，党中央逐渐排除了共产国际的影响，毅然实行与上层人物进行统一战线的政策。红军长征过程中，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国内复杂的阶级矛盾，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的大旗，正确处理长征与抗日、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关系，把红军的战略退却和北上抗日有机地结合起来。红军沿途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具有了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相结合的思想。1935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刚刚到达陕北，中共中央就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随后，中共中央提出联蒋抗日方针，并为此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政策与策略的适时调整，表现出中国共产党高超的驾驭复杂政治局面的能力，为红军长征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红军长征时期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战略部署和策略方针，反映了我们党洞察时局、把握大势、科学决策的能力和水平，也集中体现了党的先进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