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官文化，看到这个题目，心头不禁沉重了些，一方面是因为其厚实的文化背景令我不堪负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文化背后的坎坷令我倍感压抑ο
不妨先引用余秋雨先生的一段话:
“他们本该在更大的意义上统领一代民族精神，但却仅仅因辞章而入选为一架僵硬机器中的零件，被随处装上拆下，东奔西颠ο”
这便是贬官文化了，包含着文人骚客多少的辛酸无奈，有政治抱负却无以施展，怀一腔热血却惨遭冷遇ο于是，宏伟的志向沦为了无的之矢；赤胆忠心化做空怀一身惆怅，这样的境遇，文人们各自有各自的释怀：
洒脱者之如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无畏者之如子厚：“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ο”
大义者之如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ο”
大气者之如东坡：“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他们的不幸造就了文坛的大幸；他们的坎坷，成就了文坛的辉煌ο
十年寒窗的书生，一身正气ο哪里懂得官场险恶，明争暗斗？于是乎，与社会交手不足几个回合，便败下阵来ο
也许是文人骨子里那点墨水没了施展的地方，于是寄情与山水，抒愁于笔墨似乎成了他们最好的方式ο不知道着算不算是死要面子，文人们总喜欢把官场不得志美化成“不屑于与朝廷为伍”，一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乍一听是多么的洒脱，多么的超然物外ο可是回想起当年“仰天长啸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言壮语，不免令我们挂起一丝苦笑，再听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理想，不禁感叹到：这真的是洒脱么？这不过是壮志难酬后给自我的一点安慰罢了ο诚然，在历史上李白没有被贬，可在我看来，他是被贬了，他是被“自己贬了”，他在别人没有对他不利前淡出了这争权夺利的混世，然而余秋雨先生说得好：“这种自卫和自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ο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里自娱自耗ο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ο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华人文结构中的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确是安全而宁静ο于是，十年寒窗，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沉埋进一座座孤山ο”
好一个自卫和自慰，在我看来，中国的文人和文官应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文官懂得在混沌的官场中权衡利弊，像魏征，房玄龄之类的上书房行走，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文官，而杜甫，白居易之类，或过于激进，缺乏官场经验；或年轻气盛，欠缺政治手腕ο于是历史上便留下了“乌台诗案”“僭越言事”，在西湖边留下了长长的苏堤和白堤，他们终究不是政客的对手，被贬了官职，只好凭着文人的天性，发点牢骚ο
可就是这点“牢骚”，竟成为了中华文化的瑰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正因为一次次的贬官，中华文坛上才不会是千篇一律的歌功颂德，吟风弄月ο才有了壮志未酬，怀才不遇，怀古伤今，以抒其愤ο
尽管文人内心中的那点小九九暴露了“贬官文化”中“浓重的霉味”，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社会现实所迫亦是造就“贬官文化”的重要原因ο长期的封建统治，中央集权把一个个文弱书生搞的狼狈不堪ο更有甚者焚书坑儒，文字狱，令文人闻之色变，言谨行慎ο历代君王也许也有几个造就太平盛世的，可是加固皇权的步伐却从未停止过ο秦始皇一统天下，开灵渠，修长城，统一度量衡ο可是有谁看到长城下的白骨？汉唐盛世时，又有谁预见了安史之乱的烽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最后受苦的往往是百姓：朝代兴，兴建设施苦的总是人民；朝代衰，焚河屠城害得还是人民ο可人民往往是最无辜的ο
也许是文人们忧国忧民的情怀，他们愤然拿起了笔墨，欲以此激浊扬清ο然而文人们终究是太嫩了，往往沦为政治，军事，阴谋，圈套，争取夺利的牺牲品ο如果把官场比喻成一个僵硬的机器的话，在这台惨无人性的机器里，充斥着狡诈，残忍，嫉妒，仇恨和愚昧，而一味正直前行的书生们往往会在这台恶魔般的机器里碾成粉末ο尽管里面没有刀光剑影血雨仇杀，但含沙射影绵里藏针的明争暗斗勾心斗角往往更加残酷，折磨的都是精神，摧残的都是意志ο
于是，社会现实的残酷和文人内心的无奈，便构成了这独特的“贬官文化”
这条文化之旅，虽然走得艰难，却也前赴后继地曲曲折折走了五千年ο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贬官文化的大写意，莫过于此ο
凡去过海南岛的人大概少有不去三亚的，三亚是中国陆地的最南端，面临着宽阔无垠的南海，是一个充满神秘的地方。一提到三亚，人们会本能地联想到四个字：天涯海角。
最近，我因写一本书接触了三亚的历史资料，得知这个地处天之涯、海之角的小地方原来历史悠久。据考证，三亚落笔洞一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沿海一带还发现古波斯人的墓群。
但三亚这个地名的出现，是在明代。翻阅明代《正德琼台志》，其中首次有了“三亚村”、“三亚里”的记载。而在漫长的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历朝历代的官衙，都设立在一个叫“崖城”的小镇。作为州、县府衙门驻地，“崖城”一直是海南岛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据载，早在秦始皇时期设置南方三郡，崖州是其中之一的象郡。在汉代属儋耳郡，唐代属振州，宋、明、清属崖州。民国元年，崖州改为崖县。1950年4月解放，仍称崖县，1954年下半年，县政府从崖城迁至三亚镇。1984年5月，撤销崖县成立三亚市（县级市），1987年12月，三亚升格为地级市。
自从县政府迁走后，崖城镇变得冷落了，甚至被人们逐渐遗忘了。它悠久、灿烂的历史，被淹没在了迅速崛起的三亚市的辉煌中。但难道真的能遗忘它吗？不！
在历史上，由于崖城远离帝京、孤悬海外、人迹罕至，被视为蛮荒之地、瘴疠之地。从唐代到元明时期，被贬谪、流放到古崖州者，有宰相、内阁大臣以及文人墨客达20余人之多。这里曾接纳过初唐宰相韩瑗，晚唐名相李德裕，宋朝宰相卢多逊、赵鼎，宋朝力主抗金反对秦桧卖国的爱国将领胡铨等人。
据说，他们中很多人来到崖州之初饱受欺凌，地方官员不准他们入城居住，只好落户于城南与崖城镇一水之隔的水南村。水南村当时还只是个海港，条件很差，卢多逊携家带口落户于此后，感受世态炎凉，积虑成疾，于4年后的公元985年死于水南村，时年52岁。
但就是这个人迹罕至的水南村，却有着比崖城还要久远的历史，早在西汉时期就已有建制，文字可查的历史近两千年。
公元1142年，宋高宗宰相赵鼎因力主抗金，触犯秦桧集团，也被贬谪崖州。当时的崖州太守裴俊接待了他，把他安置在水南村裴家旧宅。在后来的几百年中，裴家旧宅因先后居住过10位贬官名臣而声名鹊起，成为海南文化史上的重要遗迹，它有个远近闻名的名字：盛德堂。
昔日的盛德堂究竟是何等模样现在已不得而知，经过千百年的风风雨雨，如今出现在笔者面前的只是一间极其破败的屋子，简直就是一片残垣断壁。笔者抚壁追忆，不由唏嘘：当年满腔忧愤的赵鼎就在这里谪居5年，其间仍不断遭到秦桧迫害，后绝食而死。
在赵鼎死后的第二年，枢密院编修胡铨因上疏请斩秦桧也被贬谪崖州。他也住在了水南村裴家旧宅。虽然被流放天涯，但他却能够泰然处之。崖州志记载，胡铨在崖8年，教人读书作文，当地黎汉百姓都把孩子送到盛德堂来读书。于是，在这个远离中原的蛮荒之地，首次有琅琅书声在槟榔林中响起。
正是这些失意的贬官名士们在水南、在崖州兴办教育，启迪民智，纯化风习，为古崖州构筑起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他们成为在海南岛播洒中原文化的先驱。
从此，水南竟渐渐成了诗书礼乐之村，村里的老人们大多识文断字，通晓音律，于是水南村又号称海南岛第一文化古村。
到了宋代庆历年间，有着厚重贬官文化背景的崖州，建立起了中国最南端的大学堂——崖州学宫，也就是当地秀才们读书的最高学府。于是，从这个边远小镇走出了几百名贡生举人和进士。明清两代，崖州人才辈出，著名的有被尊称为岭南巨儒的钟芳，编修永乐大典的裴士龙，梁启超的弟子林瓒统等人。他们走出崖州，沿着自己的老师——贬官们来时的路来到了中国政治、文化舞台的中心，施展自己的才华与抱负，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打上了海南文化人的印记。
今年7月初，建设部公布了第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名单，三亚崖城镇榜上有名，成为海南省首个也是迄今惟一一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而在三亚全市90处历史文化遗产（文物点）中，崖城就占了65处。
就在名单公布前一个月，卢多逊纪念馆落成开馆。该馆没有政府财政投入，全部由海内外卢氏家族子孙自行捐资修建，历时2年多建成。在当地民间力量的协助下，纪念馆为三亚增添了新的文化旅游景点。它同时也向三亚市的领导们提出了一个重要课题：如何挖掘、保护、传承、弘扬古崖城的文化遗产，使它成为三亚今天现代化建设中的瑰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