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T.哈尔(Edward T.Hall)说：“在当代人类世界有两种相关的危机：第一种也是最直观的危机是污染／环境的危机；第二种更微妙，也同样是致命的，这就是人自身的危机——他同自己的联系，他的外延，他的制度和他的观念，他同所有包围他的那一切关系的危机，还有他和居住在地球上的各个群体之间的关系的危机，一句话，他同他的文化的危机。”[19]
从某种意义上说，前面所讲的非总体化思维、混沌思维和非理性思维，主要是建筑师和理论家们对当代文化危机作出的反应；而共生思维和当代生态学理论则主要是他们对当代环境或生态危机所作的反应。当然，环境危机和文化危机本身并非互不相干，而是紧密联系着的。
人对自然的掠夺，文明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破坏，一直是人类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甚至在最古老的苏美尔文明中，在人类刚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初期，人对自然的肆意破坏和掠夺就已经引起了当时的有识之士深深的忧虑。在《吉尔迦美什》这部人类最早的史诗中（比荷马的史诗还要早1500多年），我们看到，为了建造乌鲁克城，伴随国王吉尔迦美什远征黎巴嫩大森林的半神恩启都，在杀森林守护神芬巴巴的同时，也莫名其妙地杀了自己。[20]史诗通过这个情节，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警示：毁灭自然者最终必将毁灭自己。可是，从那时以来，不知又过了多少个世纪，人类仍然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似乎也并不愿意明白这个道理，所谓“发展的悲剧”仍然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一演再演。尤其是现代，化学工业的发展，汽车工业的发展，战争的破坏，人口的爆炸与城市建设和开发的无序扩展，使绿地、水资源、大气，甚至农作物，全然遭到污染和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如何恢复人与自然之间正常而和谐的关系，如何在人与自然生物及其环境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如何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不受污染的绿色的生存空间，这些问题，以前所未有的严峻性摆在了当代西方人的面前。
哲学家和生态学家们认为，要切实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首先必须打破人类中心论，必须以一种有机论和生态平衡论取代“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这种人类优越论。著名生态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康罗·罗伦兹说：
人们乐于把自己看作宇宙的中心，认为自己不属于自然，而是从自然中分离出来的高等生物。很多人对这个谬见恋恋不舍，而无视于一位贤人说的最智慧的警语，即屈龙所说的“认识你自己”。[21]
日本哲学家梅原猛说：
……在我的头脑中，我始终相信近代文明在某种意义上是错误的，这是因为近代文明是建立在人类盲目自大的基础上的。近代文明始于将人类的智慧万能化，企图用人的智慧去征服自然，人类在这一哲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近代文明社会，即所谓的科学技术文明。人类肆行无惮地破坏、掠夺大自然的宝贵财富，妄图称霸宇宙，这种文明潜在着无穷的危险。它将人置于自然万物之上，将大自然看作是可以任意榨取的奴隶。人的意志、欲望，无条件地成为真、善、美的事物，再也没有什么事物能站出来谴责人的傲慢、狂妄。人类到了重新认识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的时候了。人类应该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其去“征服”自然，不如学习如何保护自然，如何保持同大自然的平衡、协调。[22]
生态的问题，即人与自然、人与生物、人与人、人与未来的共生问题，实际上是人自身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文化问题，一个伦理问题。如果人能够摆正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如果人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充分认识到自然“可持续”被榨取的限度，能够把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把局部利益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把国家的利益和全球的利益结合起来，把人类的发展同人类以外的自然生物的发展协调起来，尽可能依靠人类自身的修养和道德克制无止境攫取的欲望，在保持与他人（包括其他民族和后人）公平合理地共享大自然的赐予和恩惠的同时，拒绝对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那么，人类同自然生物和谐、共生，与大自然平衡、协调，将不是一件遥远的事情。
对建筑师来说，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关系，人对大自然的肆意破坏和榨取，往往以更加直观、更加残酷的形式表现出来。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建筑师常常被动地成为地产开发商残害生态环境的同谋共犯。
正因为此，一方面是受到当代全球性绿色行动的影响，一方面是受到修复极度恶化的环境的使命感的感召，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到一种原罪感的驱动，当代西方建筑师开始把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意识当成一种普遍的设计准则。生态意识自然就成为西方建筑师的普遍的、自觉的意识。
黑川纪章于1987年出版的《共生的思想》一书，就把人与自然的共生，人的建筑与自然的共生作为主要内容。另一位日本建筑师长谷川逸子(Itsuko Hasegawa)在《作为第二自然的建筑》(Architecture As Another Nature)一文中，明确提出，建筑不应该被视为一种人工化产物，它本身就是另一种形态的自然。他说：“我的目的之一是重新思考过去的建筑，这些建筑适应当地的气候和地理条件，让人类与大自然共生，把人类和建筑视为大地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这实际上包含着对与新的科学和技术相关的新设计的挑战。”“……建筑不应该被当作一种孤立的作品设计出来，而应当被当作某种更大的东西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它必须具有某种都市品质。城市是一种变化的、多面的实体，它甚至包容了一些与它对立的东西。”[23]长谷川逸子所说的与城市对立的东西，显然是那些具有非人工性的东西，自然的东西。
思想前卫的摩弗西斯事务所对重构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极为关注，并尽量使之在设计中得以体现。他们不仅渴望建立一种与自然“休战”的环境，而且希望能够建立一种把建筑融入自然，使人和自然展开自由对话的环境。[24]
白色派领袖迈耶把建筑与环境的共生作为一种终级追求。他在谈到盖迪中心的创作时曾表白，多年以来，他一直孜孜以求的，就是在自己的建筑中重构古代建筑中那种建筑与环境互相生成、互相融合的方式。[25]
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思维或共生思维已经催生了一种新的美学形式，即生态美学。这是一种具有新的、超越建筑造型或纯形式之上的功能美学，一种既联系着最古老的居住形式又展望着最遥远的未来的生存境遇的生存美学。
生态思维使建筑的当代审美增加了一种新的维度：一种与真和善紧密相关的维度，或者说，一种与科学和伦理紧密相关的维度，一种与人类智慧相关的维度。因为建筑不再把功能和形式或者空间和视觉的美作为设计的终极参量。在生态和共生的视域中，建筑的审美考量必得同对下述诸种关系的考量联系在一起：即建筑与自然的关系，建筑与建筑的关系（与环境的关系），建筑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建筑与建筑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建筑的节能、永续利用、自然对建筑材料的可溶解性等）以及建筑与人类的未来的关系等联系在一起。这就表明，只有建立在超本位、超时代、超人类基础之上的审美思维，才是一种健全的生态思维，一种真正体现了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当前的利益和未来的利益、局部的利益和整体的利益的共生思维。
共生或生态思维对塑造建筑美的形式来说，即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说是机遇，是因为，生态思维为塑造园林建筑和山水建筑这种富有自然情趣的形式，和使用自然材质表现富有地域趣味的建筑形式，提供了无穷的想象空间和实践机会。斯蒂芬·霍尔的斯特雷托住宅(Stretto House,Dalas,Dexas,1989～1992)、查尔斯·格里姆肖的迪斯尼当代游乐园(Disney's Contemporary Resort,Lake Buena Vista,1991)和矶奇新的秋吉台国际艺术村(1997～98)是这类景观建筑的典型；而巴特·普林斯(1947～)的乔和伊佐科·普里斯住宅则是这类以自然材料体现地方趣味的典型。但是，共生或生态思维并不单单执著于上述一种或两种形式。如果考虑建筑的治污和防污、节能、永续利用等多方面因素，再要求建筑师考虑建筑美的形式，这对建筑师来说，不仅是挑战，简直是严峻的挑战了。
当代西方建筑师健康的生态观或者说生态思维已经普遍确立起来，这是毫无疑义的。建筑师在实践中，通过资源的节约、资源的再利用和循环利用，通过选择非污染性和再生性原料，或通过对自然的拟态、对生物的仿生等多种方式，使当代建筑迈进了一个革命性的阶段，这是需要加以充分肯定的。
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因为共生或生态意识与实效性的生态行为并非是一回事；同样的，建筑师的生态思维与业主的生态思维也并非是一回事。虽然付出了较高的投入，生态建筑不能给开发商或业主带有对等的、可触可摸的即时利益，这种投入和产出不符，自然会大大影响并削弱生态建筑的更大、更广泛的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