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经济和金融
人口老龄化，以及如何监管金融产品和服务以应对由此引致的问题对于全球而言将越来越重要。确切而言，这些问题与金融服务(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所有金融部门)的根本属性深度关联。
事实上，我已数次警告过，在我们的经济决策中，忽视人口因素会造成不利甚至严重后果，尤其会涉及资产价格泡沫、货币需求与通货膨胀。我曾指出，资产价格泡沫最有可能发生在“人口红利”末期。在该阶段，一个国家受益于劳动人口的增长。与之相反，在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后，由“人口负担”所导致的增长潜力下降，很可能造成经济长期停滞。这一现象，在日本、美国和外围欧元区国家都曾出现。当前欧元区所遭受的不幸，根源其实在于人口变迁或老龄化所引致的结构变化。
人口老龄化可能对金融服务产生重大影响，这就需要新的政策予以应对。在这里，我想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跨业乃至跨境调整的必要性，另一个是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根本不确定性。
跨业和跨境协调的必要性
随着社会逐渐老年化，老年公民成为金融资产的主要持有人。然而，随着年龄增长，基于人之本能，很多人可能在管理金融资产时成为风险规避者。因此，在一个成熟经济体，老龄化致使其增长潜力较低，在如何向经济体系中的潜力部门提供风险资金以鼓励企业家稳健承担风险和提高价值生产方面，就面临着严峻问题。
更具体一点，金融产品和服务应使得老年公民能够维系生活品质，并推动形成“长寿是福不是祸”的社会环境。除了公民的“养老钱”，这些金融产品，也被期望发挥不同功用。考虑到在许多国家，老年人的平均健康程度在改善，这些金融产品和服务在帮助老年人口保持活力并力所能及地为社会作贡献，同时降低与年龄增长有关的风险(如疾病)方面，重要性与日俱增。为提供这些产品，金融机构必须与其他行业合作，充分利用其先进技术和经验。与此同时，金融机构作为一个联系富裕老年公民阶层与潜力企业家阶层之间的中介，也应利用自身经验去度量、分散和管理各种各样的风险。所有这些尝试，都不可避免地涉及“跨业”元素。
进一步地，随着发展中经济体转变为成熟经济体，在一个老年化经济体中，人们会将其储蓄投资于海外的发展中经济体，以获取更高回报，这是人之本性。因此，对一个成熟经济体而言，充分利用跨境交易的好处并管理好伴生风险，也很重要。
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跨业及跨境扩张趋势即将来临，它将对当前的金融监管架构带来严重挑战。毫无疑问，这需要建立一个全面综合的监管架构。只专注于一个特定部门的监管很可能会导致“水床效应”——问题只是被简单地转移到其他部门，而不是被有效地解决。
预期寿命和生育能力的根本不确定性
首先，我要点出与之相关的两类风险：一类涉及预期寿命或者长寿，另一类涉及出生率或者生育能力。接下来，我将阐述衡量整个经济体中这两类风险的根本不确定性，以及其对监管可能造成的后果。
现实世界中，我们面临形形色色的风险，长寿风险便是其中最根本的一个。一个人会生存多久，除了神仙，没有人能够未卜先知，给出精确答案。虽然经济学教科书一般性地指出，如果没有不确定性，则资源的有效配置将更容易实现，然而，即便人们精确知道自己哪天出生，却鲜有人知道自己何时将驾鹤西去。我们是人类，不是神仙，我们需要接受这种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金融服务在帮助我们管理这种固有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进而确保我们能够喜乐融融地度完一生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人口的老龄化，为应对长寿风险，社会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出现增长。
应对长寿风险需要有必要的工具，工具提供方必须能够管理整个经济体中的伴生风险。为此，诸如保险机构等金融服务提供方等传统上都会利用“大数定律”。该定律假设，随着样本数的增加，所有样本的平均值，比如平均预期寿命，将更具可预测性。就生育能力而言，也被认为是遵循“大数定律”。尽管一对特定夫妇生育孩子的确切数字我们无从知晓，但每对夫妇的平均生育率却很大程度上是能够预测的。主流观点认为，在大数定律基础上，人口结构的变化基本上是可预见的。
不幸的是，这种观点却并非总能站得住脚，或者更直白一点，很多事例表明它是不正确的。以日本为例，在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对总生育率的预测出现错误已是家常便饭，由此使得生育率不断被向下修正。政府一再公开发表预测，宣称生育率的下降只是暂时的，人口出生率预计很快将再次上升。同样，预期寿命的预测结果也显示，实际寿命一直超过预测数值。
这些失误连连的预测揭示了老龄化进程的根本不确定性。如果实际结果偏离了对经济体中全部人口预期寿命的预测结果，则所有的金融服务提供方都将受到影响。例如，对长寿风险产品而言，即使是细微的偏差，也可能显著增加提供方的风险敞口。
避免“打补丁”和“一团糟”问题
一旦这种偏差导致意想不到的亏损积聚，就需要进行监管方面的改革。然而，这种借由损失引致和推动的监管改革，往往只会导致对监管架构“打补丁”，这反过来又将导致进一步的损失和更多的“补丁”，形成恶性循环。这种对监管框架的临时性调整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可能会引起计算机编程人员称之为“意大利面条式代码”(也称“一团糟”)的问题。这种情况下，监管框架变得过于复杂、彼此纠缠，就像意大利面条一样，而人们对此毫无头绪、束手无策。
因此，我们必须谨慎行事，预测不能过于乐观，尤其是当这些预测关乎总体监管架构时，任何预测错误都可能会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当观察到预测出现错误时，尤其在处理诸如“一团糟”等风险时，对于如何做出恰当的政策反应，事先设定一个明确的战略，也是非常重要的。应持续地对监管架构的性能进行修订，且任何时候都要有俯拾即来、随时可用的必要手段。伴随着这些措施的施行和发挥功用，就有可能防止一个单纯的预测误差最终演变为整个体系“不可逆性”的紊乱。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将一个次优的“故障解决”机制纳入我们一贯沿用的整体架构，这比起自诩预测结果总是合理且客观的、进而去一味追求最优方法的做法，能更好地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结 语
对金融机构和监管主体而言，新近的金融危机已彻头彻尾地颠覆了金融服务的图景。在雷曼危机之前，人们往往只看到金融新产品(如证券化产品、衍生产品和跨境交易产品)“光明的一面”，坚信我们已“背靠大树”，得到了这些先进的、创新性的风险管理和投资工具的有力支持。然而，危机的爆发暴露了伴随它们的风险和相关问题，现在人们的眼中尽是这些金融服务“黑暗的一面”。
不管怎样，金融产品和服务仍具有必然需求，因为它可以帮助个人和企业管理各自风险方面。只有私人实体实现了稳健的风险承担，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面临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金融机构理应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尤其是出于长寿风险管理和应对出生率下降问题的需要。由此一来，金融机构如何充分利用其技术和资源，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金融服务提供方应当为人们提供应对生命中的各类风险和严重不确定性的工具，确保人们能够享受生活、安度晚年，借此推动经济社会的进步。
在这方面，我认为，监管机构应考虑以下两件事：其一，监管机构应具有跨业以及某些情形下跨境的视角，尤其是在人口老龄化阶段，为确保经济能够分散风险，进而实现持续发展，监管机构应该要有一个宏大的设计。其二，监管机构应该意识到，一个理想的监管架构需要不断演进，推动其演进的一个原因便是人口老龄化以及伴生的经济和金融服务方面的结构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