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诗性文化”产生于“亚细亚的古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感性与理性未经彻底分化的“早熟”状态，其主要特征为：（一）在所有的艺术产品中，诗歌具有主导和扩散的地位。（二）在所有的文化产品中，艺术具有主导和扩散的地位。（三）“礼乐文化”的行为准则使人们的言谈举止均具有着艺术的特征。（四）“世俗文化”的信仰空缺使艺术具有了准宗教的功能。（五）属于汉藏语系的民族语言所具有的模糊性、多义性和音乐性特征与艺术的表达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和关系。上述特征的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从结构和功能的角度来重新理解传统文化，而且对当今中国的美学理论和艺术实践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习性，一种文化有一种文化的特征。说到中华民族，人们常用“诗性民族”、“泛美文化”等概念加以概括，然而这些习而不察、用而不知、语焉未详的概念背后究竟有多少根据呢？对于它们的理解是否有助于我们的文化反思呢？笔者在《多维视野中的儒家文化》一书中曾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做过一番简单的比较，认为由于“古典的古代”与“亚细亚的古代”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的不同，使得西方人在进入文明时代的进程中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分裂得比较彻底，从而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的也将感性和理性分裂的比较彻底；而中国人则更多地保存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天然联系和原始情感，从而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的也更多地保持了感性和理性相互渗透的原初状态。表现在文化结构上，西方人以相互对立的两极最为发达，在感性方面有体育，在理性方面有科学；而中国古代既没有奥林匹克式的体育传统，也没有毕达哥拉斯学派似的科学精神。相反的，在中国的文化结构中，艺术和技术则占有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无论艺术还是技术，都既非单纯的感性，也非纯粹的理性，而是将二者统一在一起的。这不仅符合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结构，而且也为“诗性民族”、“泛美文化”等课题的研究廓清了一些障碍（详见拙作《多为视野中的儒家文化》第五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本文将在此基础上从艺术产品、文化产品、行为方式、信仰方式、语言特征等五个方面加以分析，并在进一步反思我们自近代以来在艺术和美学方面所走过的弯路。
说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首先是因为“诗”这种文化产品在中国艺术中占有着特殊地位。从春秋的“诗经”到战国的“楚辞”，再到汉魏的“乐府”，从“唐诗”到“宋词”再到“元曲”，诗这种形式虽然千变万化，但却始终占据着中国艺术的主导地位，并渗透到以后出现的其他艺术形式之中：不仅戏曲“以诗为词”，小说“有诗为证”，而且书法也要写诗，绘画也要提诗。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真正含义，是将“意境”作为一切艺术所追求的最高目的。从这一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传统的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
其次，说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不仅是因为诗的精神主宰着中国艺术的整体精神，而且也由于以诗为灵魂的艺术精神影响和左右着艺术之外的文化产品。在感性活动方面，中国的体育并不以开发人的肉体极限为目的，也从来不陷入狄俄尼索斯式的迷狂，而是在感性宣泄中强调理性的制约，在肉体的拼搏中注重智慧的较量。中国的武术不同于西方的拳击，它不仅要打得准、打得狠，而且要打得巧妙、打得漂亮。即要在花拳秀腿之中创造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最能代表中国体育精神的不是足球，而是太极拳，它不是一种忘乎所以的肉体迷狂，而是强调身与心的统一、气与力的和谐。直到今天，我们在国际体育竞赛中的强项大都带有艺术的成分，如体操、跳水、技巧之类，而在足球、田径等单纯感性较量、张扬肉体迷狂的项目中，我们则常常处于先天的弱势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