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受关注度最高的词语莫过于“财富”、“地位”、“成功”，一个人若有了财富和社会地位，他就获得了成功，从此，步入成功人士的行列。成功，很美妙。成功，是中国男人魂牵梦绕，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成功，不仅意味着美女、香车、豪宅、盛宴，更重要的是心里的满足，面子的周全。永远沐浴在别人的羡慕和尊敬的眼神中是中国人最大的精神享受。因此，中国成功人士最喜欢做的事情是炫耀，炫耀财富，炫耀魅力，炫耀品味，炫耀获得成功所付出的艰辛和智慧。在中国，成功，才是男人的合格证；成功，是幸福的唯一通道。不成功的男人是窝囊的，是悲惨的。
可是，今天的中国成功人士却普遍处在被仇视的境遇。成功人士发现，在别人羡慕的目光后面竟还有一种游移不定的眼神，仔细辨别，发现那里竟燃烧着一种仇恨、幽怨的怒火。仇富——本质上是仇官，在中国，竟是一种普遍的大众心理，而且，这种心理如熊熊烈火，愈烧愈旺，大有燎原之势。成功人士以为，这是嫉妒。也许吧，但整个社会都嫉妒到仇恨的地步是不是也太离谱了？老毛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恨的缘故在于那些成功者的成功经历绝大多数是不光彩的，是阴暗的，是丑恶的，是有罪的。
中国的成功人士主要有两种：商场大鳄和官场大佬。前者的成功离不开对权力的依附，离不开偷税漏税、离不开坑蒙拐骗、以次充好。后者的成功离不开卖身投靠，逢迎巴结、排挤倾扎、弄虚作假。这些成功人士在事业上，为了更加成功继续着上述恶行；在生活上，骄奢淫逸、醉生梦死。他们的所有追求都是物质的、感官的、世俗的、此岸的；他们的言谈举止透着虚伪、狡诈、浅薄、无聊；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冷酷的、卑污的、平庸的和不值一看的。中国的成功人士是不道德的、不高贵的。他们充分挖掘和利用了人性的恶，他们是这个国家和民族中最卑鄙、最丑恶的一群。身逢乱相丛生、精英遭到逆淘汰的衰世乱世，成功，是反常的、可疑的，相反，不成功，倒可能是正常的、高尚的。
中国人把这些人冠以“成功人士”的头衔，他们自己也以成功自诩。这让西方人甚感诧异并晒笑不已。
西方的文化传统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是人的理性、是人的精神性，人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人的价值体现在他的理性和精神性的高度上。世界本源于精神客体（上帝），精神客体（上帝）是真、善、美的集合。人的使命就在于对真、善、美追求。所以，人的幸福在于对真、善、美的接近。
按照西方文化传统的理解，没有知识和思想的人注定是不幸福的，没有道德的人注定是不幸福的，不懂得欣赏美和创造美的人注定是不幸福的。
那么，作为人的成功就不是以财富地位来衡量，而是以人的精神发育、发达程度来衡量、以人的精神高度来衡量。所以，西方人对精神产品以及从事精神生产的人给予了高度的尊重。各个城市的名人雕像大多是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人民以他们为骄傲，以他们作为城市的标志。斯特劳斯是维也纳的标志，莎士比亚是伦敦的标志，诺贝尔是斯德哥尔摩的标志，康德是柯尼斯堡的标志。英国的贵族子弟在贵族学校里学的不是经济、技术等实用知识，而是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的经典著作，学的的博雅之学。美国许多届总统自以为为美国人民做出了贡献，总想弄个哈佛大学的名誉博士，但，他们从未如愿；创造了当代财富神话的比尔盖茨为人类慈善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也想请哈佛大学法外开恩，得到的回答也是NO。
中国文化缺乏对现实的超越性，具有强烈的实用品格。中国人做事首先关心的是做这件事的效果：有什么用？能解决什么问题？能否在穿衣、吃饭、升官、发财、得名以及其他感官享受上带来什么好处？关注的都是极为现实的问题。无论什么精神价值，包括自由、公正、知识、科学、宗教、真、善、美、爱情等等，非要找出它们的实用价值，非要把它们归结为实用价值不可，否则就不承认它们是价值。读书思考也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读书若不能升官发财虽青史留名亦不为也。中国知识分子很少为了纯粹的好奇去探索自然和社会的终极真理，基本上不承认精神的独立价值。中国的经学、理学、心学虽然也玄而又玄，但最终落脚点还是现实。这种文化的实用品格具有一种淘汰机制，它对实用性予以鼓励，纳入主流和传统之中，对精神性则加以排斥，使之只能成为主流和传统之外的孤立现象。在中国人的生产生活实践中，过于讲究实用导致短视，在精神领域的探求是以实用为导向，够用就行，不求甚解。所以，在中国，知识分子若不当官是没有地位的。中国大学在展示学校成就时引以为荣的不是培养了多少世界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而是培养了多少省部级官员，大学教授和搞行政的处长同台，教授只能叨添末座。不要说国家领导人，就是个市长、县长想弄个北大清华的真的假博士文凭也不在话下，他们根本不屑于什么名誉博士的头衔。
其实，凡是唯物主义都具有重功用轻精神的实用品格，都认为物质相对于精神是最重要的，精神是属于从属地位的，都过于关注现实，关注此岸，缺乏精神的超越性。“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都反映的是一种实用品格。这又使得人们对理念世界探究不够执着，对道德信念的坚守不够坚贞。人们对是否坚持真善美往往要根据现实需要来决定，心中没有永恒不变的信念。这就是中国出不了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大艺术家的根本原因，这就是西方企业家愿意将毕生大部分财富捐献给社会而中国企业家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的根本原因。
今天，当经济发展成为政权合法性唯一基础的时候，整个社会的注意力就必然转移到物欲的满足上来，功利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生长蔓延便有了肥沃的土壤。讲道德、讲良心就成了荒唐的笑话。正像阿伦特所说的那样，在这样的社会，任何人都不可能在道德上自保，任何人都不可能摆脱“平庸的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