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休克漫谈
文化休克是指一个人处于一种社会性隔离，而产生焦虑、抑郁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指临床上那种由于疾病引起的丧失意识的病理性休克。这种心理状态的产生常常是由于突然处于异已文化生活环境或者是在长期脱离原有的文化生活环境，后来又回到自己原有文化生活环境；也可以是由于同时分别忠诚于两种或多种文化心理时产生的。文化休克常见于移民当中或者是在一个社会内，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因文化生活环境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时候。
近年来关于跨文化和社会文化变迁与心理状态及精神卫生的研究日益被各国各民族所关注。因此，世界各地均有报导，比如：丹麦学者Mirdal曾对女性土耳其移民进行调查，发现这些女性移民多数有心理和躯体反应，最多的是紧张感。其原因除疾病，职业，居住拥挤因素外，与她们长期夫妻分居，文化水平及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与当地文化生活环境冲突，语言障碍等因素有关。同时这此移民在心理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焦虑，无助和压抑感。
Graves在新西兰调查结果：并非所有移民都伴有心理问题，如移居新西兰的Ploynesian人，他们文化水平低，城市生活经验少，需供养的人多，但是他们的心理问题却少。通过人格测查发现这些移民多具有攻击性少，较温和等特征，这一因素起到了缓冲社会环境应激的作用。
Gorney从宏观角度曾对美国民族自身发展中的心理卫生问题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人的成就，攻击性和心理苦恼部分，取决于竞争性和人际关系；当有高水平的社会协同性时，人的攻击和心理苦恼就降低，然而成就水平去不受影响。这就是说，人们不必以降低向成就的进取为代价，来换取减低社会压力。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逃避攻击性和心理苦恼被视为是不可避免的副作用。但是，通过促进社会的协同性行为，例如：使个体和社会同时都受益的行为模式，可以减弱，甚至消除这种副作用。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的国家，国内地区，民族文化，经济发展不同也不均衡，文化民俗也有很大差异。同时，随着现代化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的深入，与外来文化的交互影响日渐突出，这方面的研究也逐渐增多。
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在中国东北地区日本人遗留下约三千个孩子。这些“日本孤儿”近年来在民间的帮助下不少人回日本寻亲，据估计，迄今已有近千名日本孤儿和他们的中国家属已迁往日本，也有不少日本孤儿和家属仍留居中国。这些日本孤儿是在中国的文化生活环境中成长并度过了三、四十年，虽说是“回归”日本，但是他们面对的却是一个新异的社会生活环境，自然存在适应问题，在语言、生活方式、经济等各方面会有更大的适应难度。日本学者江田敬介，对日裔86人，中国配偶77人和他的子女203人，在日本生活三个月后的心理适应问题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日裔组焦虑、强迫、敌意、恐怖明显增高；配偶组焦虑、敌意显著增高，这种增高与移居动机强烈程度有关，愈强者，增高愈明显。说明当初归住动机越高的人，越显示出更多的心理问题。其次学习掌握新语言的能力及对新异文化环境的适应，也是重要因素。
文化休克，是当一个人突然处于一种新异的文化生活环境而产生的，一种暂时的社会性隔离，焦虑，抑郁的心理状态。人的焦虑，抑郁情绪体验的变化都有明显的时间性与条件性。另外，这些情绪与人格、自身价值观也有关系，特别是过分追求完美，害怕失败或好寻求赞许，把自己的愉快认为来自外界等特点的人，最容易引起心理冲突。因此，文化休克的预防，除增加对新异文化生活环境的适应能力外，还需要提高自身的心理素质。
作者 甄中科副教授 北京市心理卫生协会秘书长
文化休克与恐外症——一位社会学者的访美感悟
作者： 文军 | 2004年04月14日09时43分 | 原始出处：世纪中国 | 【内容提要】
“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是1958年美国人类学家奥博格(Kalvero Oberg)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是指一个人进入到不熟悉的文化环境时，因失去自己熟悉的所有社会交流的符号与手段而产生的一种迷失、疑惑、排斥甚至恐惧的感觉。“休克”本来是指人体重要功能的丧失，如身体失血过多，呼吸循环功能衰竭等。但是，当一个长期生活于自己母国文化的人突然来到另一种完全相异的新的文化环境中时，其在一段时间内常常会出现这种文化休克的现象。我到美国后不久便强烈地体验到了这种“文化休克”的存在。
尽管我是学社会学的，在去美国之前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尤其在社会文化与生活方式方面，阅读了大量有关美国历史文化与社会习俗的书籍，自以为已经对美国社会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但到美国以后还是有一种强烈的不适应感。原因不仅是因为中国与美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而且整个社会环境都有着较大的反差。比如，对于习惯于在中国大都市生活的我，每天见到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街面上的商店无论春夏秋冬、白天黑夜都是敞开大门迎接顾客（尤其是在上海），而我所在的美国密歇根州，由于冬天气温很低，偌大一个城市，即使是最繁华的中心城区，也几乎见不到一个人，所有商店都紧闭着大门，让人感觉好像都停止营业了。对于初来乍到的人来说，要到商店买些日用品确实不容易，大一点的商店、超市都位于市郊，没有车子根本不可能去采购，而小一点的商店，如果单从店名上来看，也许您永远无法知道它究竟是卖什么的。不是说美国的市场经济是全世界的典范么？怎么要买些小东西却感到非常困难，即使我住在市中心区都是如此，而在上海，就在我居住的楼下就可以买到任何日常用品。
其实，像我这样初来美国就遭遇文化休克的人非常普遍，经与当地许多华人朋友的交流，我了解到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刚来到美国时都曾有过这种文化休克的感受，有的来美国10多年甚至很长时间了，仍然难以克服文化休克及其后遗症。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确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强调协调、平和，以不变应万变，而美国文化是以基督教为立国之本的，强调科学的进取及民主法治的游戏规则，重视发展、变化；中国文化强调群体与家庭的利益，是一种社群主义取向的文化，而美国文化则注重个人的权力与隐私，是一种个体主义取向的文化。如果单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常说文化休克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原有文化模式的根深蒂固，当一个人面对新的文化形态时，如果他还以原有文化作为认识和评判现有一切现象与行为的标准，就必定会产生出文化休克现象。但是，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只是一种文化表象而已，更为深刻的原因还是在于社会环境的巨大差异。狭义地理解，文化只不过是一种标识性的符号罢了，一种表达思想与实物的形式，它需要一种载体来创造与承传，而社会环境就是一个最为深刻和广博的载体。如果不是因为社会环境的巨大差异，这种文化休克的感觉可能就会轻许多。因为文化可以习得（就像我通过书本来学习美国文化一样），而社会环境却是无法复制的。比如，在中国您四处看到的首先是人，而在美国您首先看到的是车。习惯于在中国大都市生活的人，到美国以后首先就会存在着一种视角反差，尤其在美国的中小城市，那里很少有高楼大厦与聚集在一起的人群，很难看到穿梭运行的公交车与出租车，除了见到来来往往的小汽车，街面上几乎没有人在走动，连找个问路的人都很难。这对于那些习惯在热闹场景与浓浓人际关系中生活的中国人来说，的确有点难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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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化休克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直接导致恐外症的出现。恐外症（xenophobia），亦翻译成“仇外症”，简单地说就是指对外国人的恐惧与仇恨。当一个人身处异国或异文化区域，语言不通，文化生活习俗不同，周围的人在外表、衣着、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甚至肤色和种族等各方面均与自己不同时，会导致身处异国或异文化的人为人处事不知所措，从而在心理产生一种说不出的极度恐惧感，甚至过度敏感，忧心忡忡，处处设防，并最终由恐惧而产生一种对外国人的仇恨心态。恐外症主要发生在外来文化的个体或群体身上，其主要表现为对客家文化的恐惧与仇恨，但也可能发生在已身处主文化的个体或群体身上，其主要表现为对外国人或外来文化入侵的恐惧与仇恨。
中国由于其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特征，数千年来除了几次短暂地接触非中华文化之外（如佛教的传入、成吉思汗蒙古帝国带来的西域文化以及近代欧美强势文化的入侵），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一直被喜马拉雅山脉、西伯利亚及太平洋这三大天然屏障相对隔绝。在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下，造就的文化及其社会经济发展后果要么是非常发达（如中国古代的唐朝前后），要么是非常落后（如中国近代满清晚期以后），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与世界其他文化与社会的比较与交流，以致自己的发展程度是快还是慢全然不知。而且在社会心态上还带来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就是对待异文化或外国人不是瞧不起、惟我独尊，就是极度恐惧、阿谀奉承、俯首称臣。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社会现象，其实说到底都是恐外症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在本质上他们并没有什么根本差别。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人的恐外症似乎一度很严重。远的不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就表现出了极度的恐外症，看到“洋人”就害怕，结果只好割地赔钱、俯首称臣。后来，这种恐外症又开始演变成了一种崇洋症（本质上还是一种恐外症），只是崇拜的对象不同罢了。一部分人崇拜美国山姆大叔，另一部分人则崇拜苏联老大哥，而且都是崇拜的五体投地，其最终结果自然少不了吃大亏。这之后，我们又高喊要独立自主，增强民族自豪感，话虽如此，但实际上“恐外“与“崇洋”之间的变换更为频繁了，即崇又恐，忽崇忽恐，崇恐交加，真是害苦了不少中国人。即使是在国门已打开了20多年的今天，许多中国人的崇洋与恐外症仍然没有消退。
在美国，许多中国人面对日新月异、变化无穷的当代美国社会，觉得很陌生而难以适应。尤其对大多数到达美国的大陆新移民来说，3P（Ph.D., P.R., Property；即博士学位、永久性居住权和房产）是他们实现花旗梦的重要标准和目标。此外，与洋人结婚，也是新移民实现同化和归化的一条捷径。但在这一过程中，恐外症无疑成了实现他们花旗梦的最大障碍。我曾询问过在美国的许多华人朋友，他们都承认自己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恐外症，尤其是在到美国的初期。有一位华人，已经在美国生活了近40年，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也有极好的职业与社会地位，但他的社交圈却一直只在华人内部发展，很少在工作之余与当地美国人有交往。这位朋友告诉我，在美国的中国人大致有三种，分别称之为“CBC”（Chinese-Born Chinese）、“CBA”（Chinese-Born American）和“ABC”（American-Born Chinese）。前面两类人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能够流利地说中英文，后一类更多的是受美国文化的影响，大多已不会讲中文了，但华人无论出现在哪里，他们的族群关系与文化传统的影响却是无法改变的，也许，对于许多“ABC”来说，崇洋与恐外症的程度要轻很多。
其实，许多时候，这种恐外症的产生是没有丝毫理由的，完全是个人的一种主观感觉，而这种感觉犹如文化休克一样又多半来源于自己的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即以自己的社会文化为标准去衡量其他的社会文化，劣则嗤之，优则崇之，久而久之就会患上恐外症，美国人也是如此。前几年有一名美国白人在匹兹堡枪杀了五名少数族裔、血洗雅飞中国餐馆的案件曾引起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美国第二大报业集团奈特利德新闻社曾发表评论，呼吁治疗美国人的恐外症，甚至还有美国学者指出，其实多数美国人都已患上恐外症，你可以在政治家关于加强边界和驱赶移民的讲话中看到这种症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在匹兹堡枪杀少数族裔的人就是一名移民事务所的律师。他一方面为许多外国人办理移民事务，另一方面又极度恐惧和仇恨这些外国人，这种双重性格恰恰也体现了美国的移民政策：它需要外国劳动力，但不需要他们的人口；需要外国技术，却对他们的食品味道或面孔嗤之以鼻。因此，与文化休克一样，恐外症也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文化环境造成的，是从自我的文化标准出发来评判异类文化时的一种文化偏见与心理偏差。当您用一种平视的眼光来看待异文化与他国时，您会很自然地看到不同文化的优劣，即使认识到了自我文化的劣根性，您也会清楚地意识到这只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朵不很美丽的浪花而已，因为一种文化既然能够千百年地承传下去，就一定有其存在与承传的理由。
今天的美国社会，正在致力于培养“肤色色盲症”和“种族麻木症”的一代，也许是经过了无数次的种族冲突与争论，文化多样性已越来越被美国年轻的一代所认同。当我穿梭于蓝眼睛、黄头发的大学校园时，似乎很少能够发现有异样的眼光投向我，因为他们早已经习惯于周边不同种族、肤色、语言的人群了。今天的美国人，来自于世界160多个国家，谁都没有理由要求别人来接受自己的文化。这或许正是开放与自由带来的一种未预期的后果吧。相比之下，中国文化天生所具有的一种“隐退”惯习却造成了许多对异域文化的不适应，文化休克与恐外症就是其中的一例（有学者研究指出，中国人与西方人相比，无论是文化休克现象，还是恐外症心理都是比较严重的）。
当然，我认为，文化休克与恐外症并不是一种什么疾病，而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一种复杂的个人体验，虽然期间自己可能会产生某种不舒服甚至痛苦的感觉，但它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影响所有的人，甚至对同一个人在同样环境的不同时期也有着不一样的影响。因此，对于那些将要或已经处在异文化区域中的人来说，既然社会环境是个体无法一时改变的，那么，就应该学会自我的文化调适。而这首先需要认识到任何一次重大的文化转换都可能产生巨大的压力与焦虑，但这种压力与焦虑却是一种正常的社会适应性后果。当一个人遭遇文化休克，并可能因此而产生恐外症的时候，其不仅需要具有个人的自尊、真诚与信心，而且还需要保持健康的自我意象和重塑个人文化需求的良好愿望。虽然我们不能阻止文化休克的再度发生，也无法一时摆脱恐外症的出现，但至少可以减轻进入新的客家文化的适应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是再严重的文化休克现象和恐外症心理，也称得上是一种新的文化体验和心理感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