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勤保障是军队组织实施物资经费供应、医疗救护、装备维修、交通运输等各项专业勤务保障的总称。而红军长征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因此,红军长征中最突出的后勤工作是粮食等物资的筹措。而这一重要问题在学界却很少有系统的研究。近年来关于长征的文章不少,但大多偏重于从军事、政治等宏观角度研究,对于长征中粮食等物资筹措的有关情形大多散记于个人的回忆文章或回忆录中,较少有专章论述。本文试图从长征中红军后勤保障的特点,面临的困难及解决困难的对策等方面作一些有益的探讨,以期对这一十分重要而琐细复杂的工作有一个较为粗浅的认识。
一、长征中后勤保障工作的特点
中央红军在苏区时,红军人数已达十万之众,加上敌人的经济封锁和自然灾害,粮食等物资供应已显紧张,但毕竟还有根据地可为依托。而离开根据地后的后勤保障工作从组织建置、工作思路、物资来源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从组织建置看,后勤工作始终是红军长征中最为重视的工作之一。在长征开始前,中央苏区的粮食供应、物资储备等后勤保障工作主要是由人民经济委员会、粮食部、内务部及财政部等机构分别承担的。长征开始后,所有后勤部门和当时的中央机关合编为一个纵队----中央纵队, 又名“红章”纵队,共有一万多人。并设立总供给部和各级没收征发委员会,全面负责红军后勤保障工作。林伯渠任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及总供给部部长。此外,军委后勤科编入了军委第1纵队先谴司令部,其主要任务是负责为军委领导同志服务和担任军委纵队的后勤工作等。遵义会议后,部队进行缩编。总政治部决定取消各级没收委员会,改为在各级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下设没收征发科,负责指导与计划没收征发工作。林伯渠仍然担负着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军委纵队的没收征发工作仍然由其直接负责。 尽管所有后勤部门混编入一个纵队,显得建置不是十分明显,但后勤部门紧随中央左右的编队方式足可看出,中央从开始时便非常重视长征中的后勤保障工作。随着后期红军物资,特别是粮食的日益匮乏,后勤工作更是事关红军死生存亡,以至出现全军筹粮,全军抓后勤保障的情况。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红军长征中后勤工作思路的转变。考察红军长征中的后勤工作,其思路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变过程,即由初期的全方位的“大搬家”式的被动保障方式转变为随机补充的主动的保障方式。据罗通回忆,初期中央纵队是机关、工厂“大搬家”,有骡马队、担架队、挑夫队、抬的抬,挑的挑、背的背、扛的扛。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要把铅印机、缝纫机、车床、刨床、演戏的道具什么都带走,“坛坛罐罐”“筐筐箩箩”,八抬十挑,长长的队伍,仅挑子就有4000副。这样的队伍在敌人的围追堵截面前只能是被动挨打。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之后 ,随着遵义会议后中央领导人的变更,后勤保障的思路也迅速得到了调整,即除了粮食等部分重要的物资外,其余锱重全部丢掉。这样就大大增加了行军的机动性,保障方式也由被动变得更为灵活机动和多样化。
二、长征中后勤工作面临的困难
行军机动性与物资储备间的矛盾与红军长征出发前物资准备指导思想上的偏差所带来的困难。红军的战略转移是要在不断的行军中才能完成,所以出发时带什么,不带什么,多带什么,少带什么都是事关全局,极其重要的。而“左”倾错误领导人在长征出发前把此次战略转移定位为了“大搬家”,故中央在决定进行战略转移时物质方面重点是武器弹药等物资的准备,甚至连一些兵工厂,印刷厂、印钞票的机器等都准备搬走。对于最重要的物资--粮食,尽管也采买了一些,但总体上是准备走到哪吃到哪。以至于粮食储备很不充分。这种“搬家式”的战略转移就使得部队带了许多不易带,又用不上的东西,大大影响了行军的机动性。本来,行军机动性与物资储备间就存在矛盾,在这种“大搬家”指导思想下,这一矛盾就变得更趋突出,且影响了更重要物资的携带,无疑增加长征中这些物资的筹措难度。后期红军丢掉了许多“坛坛罐罐”后,二者的矛盾虽有所缓和,但为了保持军队的机动、灵活,红军所带粮食等物资的数量仍需控制在一定的限度。甚至有时为了携带更重要的物资不得不抛弃一部分粮食。
脱离根据地,物资筹措难度加大。红军在苏区时尚有根据地作为依托,长征开始后,失去根据地的红军面对着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只能绕道而行。长征历经赣、闽、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11个省,越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其中许多地方是地处边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其中不少地区群众基础不好,物产也不丰饶,加上国民党不断的反动宣传也增加了红军物资筹措的难度。
三、长征中解决困难的对策
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及时制定正确合理的物资筹措办法,争取取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央红军于江西安远、信丰间,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渡过章水,进入广东北部。因为到了白区,不能再用苏维埃钞票买东西,过章水的第二天,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根据没收征发委员会拟定的文稿,发布了《没收捐款暂行细则》,提出:各部队在白区行动中,应发动所属士兵尤其是党团员在驻地附近调查地主、富农及反动分子,进行没收工作,将没收的金钱、军用品、资料等集中于团供给处,送交没委会;米谷、衣服、日用器具等的分配,由没委会规定原则,“由供给处负责商同政治处,分配给部队及群众(应当特别注意分发给当地群众)”。细则还规定:“在我军新占领之城市,一切没收、征发、捐款等工作,均集中由进城部队之最高政治机关及其没收委员会统一进行,各部队不得单独进行,以免造成无组织的混乱现象。”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三日,林伯渠以总没收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和红星政治部主任李富春联名发出《各部队取用没收品征发品办法》的通知,规定:谷子一律不作价,由各部队按需要领取;每人每天发六分钱菜钱;取用盐、油、洋油照市价减半;布匹整匹的照市价三分之一算价。
采取正确的民族政策,争取少数民族人民和革命群众的支持。红军在途经苗族、壮族居住区时,在没收和征集粮食的工作中,十分重视民族政策。作为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的李富春亲自作出《关于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批示》。林伯渠也经常教育战士和干部:“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我们是保卫劳动群众和少数民族的,只能打土豪,不能伤害劳动群众和少数民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各方面军充分发扬团结友爱,互相协作的精神,共同克服困难。尽管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妄图分裂红军,制造了很大的不和谐,但一、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却谱写了一曲团结友爱,互相协作的凯歌。徐向前元帅回忆: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当时红四方面军上上下下都在大力筹集为中央红军准备的各种物品。“西北高原气候变化多端,昼暖夜寒,要多筹集些羊毛羊皮,制作毛衣、毛袜、皮背心。根据我军西征转战的经验,炊具容易丢,伙夫不够用,部队经常开不上饭,直接影响行军和作战。估计转战中的一方面军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所以我提议从各部队抽一批炊事员,带上粮食、盐巴、炊具,跟八十八师行动,会师后立即补充到一方面军,先解决吃饭问题。……一些重要地点,总经理部分别设立了粮站,专门积蓄粮食,有的粮站积存达二百万斤以上。盐巴极缺,各部队都组织了些人到山里选石头,熬盐巴(那带有种白石头可以熬盐)。指战员普遍会打草鞋,又学会了剪皮衣服,撕毛线,捻羊毛,制毛衣、毛背心、毛袜子。从前方到后方,从总部机关到连队,从地方政府到人民群众,处处在为迎接中央红军忙碌,气氛热烈而紧张,十分感人。” 而中央为了帮助四方面军贯彻两河口会议的决定,解决两军统一的问题,六月二十九日,军委决定由总参谋长刘伯承、代理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和后勤方面总负责人林伯渠组成慰问团,前往四方面军总部驻地进行慰问。通过和四方面军的供给部、兵站部、财委、粮秣处、军需处、九军供给部和川陕省委的多方面接触,详细地了解了四方面军的组织、人员编制、所存现款物资与粮食情况,还协助四方面军进一步制定了筹粮计划。他还向驻卓克基的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发出一封电报,要他们再筹粮三十万斤,以补充四方面军粮食的不足。正是这种团结、协作,大大增强了红军战士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决心和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