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道教,儒教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及其关系?

2022-07-28 文化 308阅读
佛教的历史作用:改变了中国人的宗教观和文化

中国古代固有宗教不知道有乐园似的天堂,也不知道有执行最后审判的地狱。佛教的丰富想像,美丽仪式,形而上学,压倒征服了那个固有本土宗教。轮回观念,三生宿业是铁律,很快地代替了旧的简单的福善祸淫的观念。佛教送给中国的不是一层天,而是几十层天,不是一层地狱,而是好多层地狱,一层一层的森严恐怖各个不同。世界是不实在的,人生是痛苦而空虚的,性是不清洁的,家庭是净修的障碍,独生齐化是佛教生活不可少的条件,应当吃素,应当严厉禁欲,说话念咒可以有神奇的力量,还有其他种种从印度传进来的信仰风尚,都变成了中国人的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了。
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试举一个例说,儒家的“孝经”告诉人,身体是受自父母,不可毁伤的。古代中国的思想家说过,生是最可宝贵的。然而佛教说,人生是一场梦,生就是苦。这种教条又引出种种绝对违反中国传统的风气。用火少自己的拇指,烧一根或几根手指,甚至烧整条臂,作对佛教神的舍身奉献:成了佛门弟子的一种“功德”!有时候,一个和尚预先宣布他遗身的日子,到了那一天,他自己手拿一把火点着用来烧死自己的一堆柴,不断念着佛号,直念到他自己被烧得整个身体倒下去。中国已经印度化了,在一段奇怪的宗教狂热里着了魔了。
中国的佛教内部有对佛教的种种反抗。一个共同特点是要把佛教里的中国人不能接受不能消化的东西丢掉。早在四世纪,中国的佛教徒已渐渐看出佛教的精华只是“渐修”与“顿悟”,这两样合起来就是禅法(dhvana或ch’an 日语读作zen),禅的意思是潜修,但也靠哲学上的觉悟。
禅宗的所谓“南宗”——在八世纪以后禅宗成了南宗的专有名字——更进一步宣告,只要顿悟就够了,渐修都可以不要。说这句话的是神会和尚(公元六七O年至七六二年,据胡适的研究,是南宗的真正开创人)。
整个儿所谓“南宗”的运动全靠一串很成功的说谎造假。他们说的菩提达摩故事是一篇谎,他们的西天二十八祖故事是捏造的,他们的袈裟传法故事是骗人的,他们的“六祖”也大部分完全是假的。但是他们最伟大的编造还是那个禅法起源的故事:如来佛在灵山会说法。他只在会众面前拈了一朵花,没有说一句话。没有人懂得他的意思。只有一个聪明的伽叶尊者懂得了,他只对着佛祖微微一笑。据说这就是禅法的源头,禅法的开始。

道教的历史作用:反抗政治压迫的“先锋”,客观上使得统治者有所忌惮而有所改善民生,有科学精神。

中国对佛教有一串反抗。一种形式就是中古道教的开始和推广。本土的种种信仰和制度统一起来,加上一点新的民族愿望的刺激,想模仿那个外来的佛教的每一个特点而把佛教压倒、消灭,这就是道教。道教徒采取了佛教的天和地狱,给它们取了中国式的名字,还造了一些中国的神去作主宰。《道藏》是用佛教经典作范本编造的。好些佛教的观念,例如轮回,前生来世的因缘,都被借过来当作自己的。男女道士的清规是仿造佛教僧尼的戒律定的。道教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排佛运动,用的方法只是造出一种仿制品来夺取市场,运动的真正目的只是消灭那个外来的宗教,所以几次政府对佛教的迫害,最著名的是公元四四六年(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和八四年(唐武宗会昌五年)两次,都有道教势力的操纵。

道教从古以来,就不缺乏犯上作乱者,可以说,中国自古以来的农民起义跟道教关系很大,比如有张鲁等黄巾起义。道教徒又跟政治挂钩,怂恿皇帝迷信丹药。道教从来就不像他们鼓吹的崇尚清静无为。

不过,道教的“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思想有科学精神,这个可以肯定。农民起义也让统治者有所忌惮而有所改善民生。

儒教的历史作用:政教分离,人本主义。

儒教其实不算宗教,是“人学”。孔子的人本主义,看重人的尊严,看重人的价值的观念,爱知识,看重知识上的诚实的教训,“有教无类”的教育哲学都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墨子》书中说当时的“儒”自称他们的衣冠为“古服”。“古”,当然是指那被征服的殷朝了。在殷商盛时,祝宗卜史自有专家。亡国之后,这些有专门知识的人散在民间,后成了一个特殊阶级“儒”。殷商民族亡国以后,曾期望有一个无所不胜的“武王”起来“肇域彼四海”。后来这个希望渐渐形成了一个将兴的圣王身上。果然,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圣人孔子。他打破了殷周文化的藩篱,打通了殷周民族的唯域,把那含有部落性的“儒”抬高了,放大了,重新建立在六百年殷周民族共同生活的新基础之上:他做了那中兴的“儒”的不排的宗主;他也成了“外邦人的光”,“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貌,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
孔子所以能中兴那五六百年来受人轻视的“儒”,是因为他认清了那六百年殷周民族杂居,文化逐渐混合的趋势,也知道那个富有部落性的殷遗民的“儒’境无法能拒绝那六百年来统治中国的周文化的了,所以他大胆的冲破那民族的界限,大胆的宣言:“吾从周!”
“…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知其不可而为之”是一个新的理想境界,绝不是那治丧相礼以为衣食之端的柔懦的儒的境界了,是儒家的新精神。
孔子和老于本是一家。老子代表儒的正统,而孔子早已超过了那正统的儒。老子的人生哲学乃是千百年的世故的结晶, 其中含有绝大的宗教信心—— “常有司杀者杀”“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所以不是平常一般有血肉骨干的人所能完全接受的。孔子也从这种教义里出来。他的性情人格不容许他走这条极端的路,所以他回到“中庸”的路上去,要从刚毅进取的方面造成一种能负荷全人类担子的人格。
儒家承认天地万物都有一定的轨迹,如老子说的自然无为,如孔子说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自然是社会上的常识积累进步的结果。相信一个“无为而无不为”的天道,即是相信一个“莫之为而为”的天命。这个进步的天道观念是比较的太抽象了,不是一般民众都能了解的,也不免时时和民间事鬼的旧宗教习惯相冲突。既然相信一个“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天道,当然不能相信祭神可以改变事物的趋势了。
孔子的存疑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决定了这一个儒家运动的历史的使命。儒教的使命是要做中国的“文士”阶级的领导者,而不能做宗教领袖。儒教对中国最大的贡献就是最后造就了政教分离的环境。

佛教、道教、儒教的关系:
印度佛教的文化入侵,激起本土的反抗从而建立了道教,据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佛教和道教互相抄袭对方典籍。儒教原本是反感佛教推崇道教的,后来佛教改革,把不适合中国本土的愚昧去掉,加上适合士大夫口味的新元素,所以到了明以后,士大夫以说禅为时尚,但只是调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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