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一运动是怎么回事

“一二·一运动”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云南人民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的一次民主运动，拉开了“伟大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的第二条战线的序幕，抗日战争结束后反内战、争民主游行，全国人民希望实现和平民主，但国民党政府却坚持一党专政，并在美国支持下奉行内战政策。1945年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国民党背弃协定，向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各解放区发动进攻。1945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处于全国民主运动中心的昆明首先行动起来，投入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中。1945年11月19日，重庆各界代表郭沫若、沈钧儒等500余人，举行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成立大会，大会号召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1945年11月22日，中共云南省工委负责人同西南联大党组织研究决定，联合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与英语专科学校四所学校学生自治会，准备联合开展一次反对内战时事晚会。经过联系，决定邀请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等教授发表演讲。云南省政府当局得知消息后采取措施，严厉禁止。但联大师生不妥协，决定1945年11月25日晚在联大新校舍草坪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1945年11月25日晚，昆明几所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时事晚会，到会者达6000多人，民主战士吴晗、周新民、闻一多参加了讨论会，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四教授就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作了讲演。政府当局在晚会进行当中，采取掐断电线、鸣枪、放炮等拙劣方式试图阻挠，但四所大学学生自治会准备充分，晚会正常举行。费孝通先生激动地说“不但在黑夜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是要呼吁和平！”听众高呼“用我们的声音来反抗枪声！”大会在反内战歌声中结束。次日凌晨，联大民主墙、图书馆四周墙上，贴满了学生连夜赶制抗议书、呼吁书与罢课倡议书。云大、中法等校3万学生为反对内战和抗议军警暴行宣布总罢课，提出立即停止内战、撤退驻华美军、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口号。学生组织了100多个宣传队上街宣传，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和追捕，许多学生受伤。1945年12月1日，从上午8点开始，特务们首先向云大进攻。10点左右，一百余名佩戴军官总队符号的匪徒和穿黄制服的特务到联大新校舍，用石块、瓦片、木棍向联大同学进行攻击。同学们高呼“保卫民主堡垒！”并英勇还击，打退了他们的进攻，还俘虏了一名特务。同学们紧闭大门，用桌椅等加强校门的防御工事。一个女同学爬上梯子，在围墙上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特务暴徒们大叫“打呀！”“杀呀！”向同学们冲过去，一个特务掏出手榴弹准备投掷，联大的南菁中学教员于再向前抱住那个匪徒，但被推倒在地，随后炸弹爆炸。特务们叫嚷说：“打死的是共产党，救他的也是共产党！”当晚，于再在医院逝世。另一路五十多个便衣打手，在联大师院同学午饭时间闯入饭厅前院乱打，并丢了一颗手榴弹。同学们投入战斗。昆华工校同学闻讯赶来支援，将暴徒赶出了校门，但匪徒从门缝里扔进了两颗手榴弹，越墙赶来援救的昆华工校17岁的张华昌同学，被弹片击中头部，于第二天死去。联大师院18岁的李鲁连（原名荀极中），中弹负重伤后，在送往医院途中又遭特务拦路毒打致死。师院女同学潘琰被炸伤，手指被弹片削掉，仍然奋不顾身上去抢救其他同学。特务用石块猛击她头部，还用铁条猛刺她的腹部，待同学赶来救她的时候，她已奄奄一息，当天下午死于医院，临终前还用微弱的呼声喊出：“同学们，团结呀！”四烈士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一天，联大工学院、联大附中、南菁中学师生也都遭到特务攻打。总计死亡4人，重伤29人，轻伤30多人，其中缪祥左腿重伤发炎后被锯掉。工学院教授马大猷路过联大校舍也遭特务殴打。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政府当局的暴行激起了广大师生的斗争。12月2日，罢课委员会为四烈士举行入殓仪式。从12月4日起，全市大中学教师400多人公开声明“无限期罢教，直到学生复课为之。”从12月4日起举行公祭，四烈士灵堂设在联大图书馆，四烈士画像前挂着“党国所赐”四个大字，墙上张贴、悬挂着千余副挽联、挽诗、吊唁文电，展出烈士血衣，控诉反动派的暴行。在继续坚持罢课的同时，每天出动100多个宣传队到街头、工厂和郊区农村宣传。在一个半月公祭时间内，约有15万人次、700多团体参加祭奠，而当时昆明人口仅约30万。公祭共收到约3000多万法币。重庆、成都、上海等近20个城市的学生、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也以举行追悼会、示威游行等方式支援昆明学生，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席卷了国民党统治区。中共领导的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都发表社论和文章，陕甘宁边区也举行群众集会支援昆明学生。[2] 1945年12月11日，卢汉到学校灵堂致祭并与学生代表座谈。[2] 罢课委员会提出的惩凶、保障人身自由、取消非法“禁令”等复课条件，云南省政府当局都被迫公开口头表示接受。“公审”并枪决了杀害学生的凶手，并免去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代理省主席李宗黄的职务。联大、云大学校当局也在学生要求下，于1945年12月23日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公布“一二·一”惨案经过，表示抗议当局暴行。“一二·一”运动，在全国掀起了反内战、争民主的高潮，揭开了抗战胜利后学生运动的序幕。云南省共产党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原则，决定暂时结束罢课，动员群众复课。在五项复课条件已基本得到解决的情况下，“罢联”（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通过了《复课宣言》。12月25日，罢课委员会正式发表复课宣言，27日正式复课。[2] “一二·一”死难烈出殡仪，1946年3月17日，昆明市学联举行“一二·一”运动的最后一次活动——四烈士的大出殡。昆明3万余名大中学师生和各界人士组成出殡队伍，佩戴黑纱白花，庄严肃穆走过昆明街头。沿途散发《为“一二·一”死难烈士举殡告全国同胞书》、《告三迤父老书》，呼吁全国人民“粉碎反动派破坏和平事业的一切阴谋”。当天下午，殡仪队伍回到联大本部，举行公葬四烈士仪式，闻一多、吴晗等教授作了悲愤讲话。至此，“一二·一”运动胜利结束。延安各界举行群众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赞扬“青年是争取和平民主的先锋队”，指出“我们正处在新的‘一二·九’时期，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中国民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及各界知名人士，也先后发出声援函电。重庆、成都、上海、遵义等城市都兴起群众性的声援活动。“一二·一”运动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是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标志，是继“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之后树起的第三个民主运动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