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母杀人案
最近网络上的一篇《刺死辱母者》迅速刷屏。根据《南方周末》报道，2016年4月14日，在山东发生了一起辱母杀人案。女企业家苏银霞借款后无法偿清欠款，遭致辱骂、殴打、限制人身自由和露出下体等暴力催款行为。苏银霞的儿子于欢因无法忍受追债人对母亲身心的欺辱，用水果刀乱刺，致一人休克死亡，其余三人受伤。2017年3月17日山东省淄博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同时，于欢还需赔偿死者家属30598.5元和伤者53443.47元。
作为法官，审判终身追责制度已经形成，没有人敢徇私枉法，包庇罪犯；法官的审判站在法理的角度或许没有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如果站在伦理的角度，看着母亲被侮辱，求助警察又无所作为，愤怒之下，拿起水果刀，刺向催债人又仿佛合情合理。
我们是感性的人，也是理性的人。感性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情于欢的遭遇，因为这种同情源自于我们自身对安全感的渴望。我们又都是理性的人，毕竟中国是法治社会，司法的公正判决，包含着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舆论向法律传递出良知的意愿，法律也应该回馈给舆论条理分明，论证周严的法律推理。
法律与伦理不应该成为对立的双方，不应该成为彼此撕扯的对象，因为二者有着相同的目标：让有罪者受到惩罚，让无辜者不致蒙冤，让强梁不敢横行，让弱者获得尊严。
在很多人看来，于欢的行为不仅仅是一个法律上的行为，更是一个伦理行为。而对于判决是否合理的检视，也正显示出在法律调节之下的行为和在伦理要求之下行为或许会存在的冲突，显示出法的道理与人心常情之间可能会出现的罅隙。也正是在这个角度上看，回应好人心的诉求，审视案件中的伦理情境、正视法治中的伦理命题，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也正是因此，转型期中国的法治建设，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需要更多地正视这些人心经验，正视转型时代保护伦理价值的重要性，从而把握好逻辑与经验的关系、条文与人情的关系、法律与伦理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