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斯特·皮尔逊（Lester Pearson）是加拿大历史上一位著名总理。他的从政经历很有意思。皮尔逊领导自由党连续赢得过两次大选－－1963年一次，1965年一次，但两次他都只能组成少数政府。虽然是少数政府，但他的政府在这几年里却建立了不少业绩，例如正式建立了全民医疗体系、引入学生贷款、双语制、全国养老金等。皮尔逊政府还有一项值得称道的成绩，就是把枫叶旗正式确立为加拿大国旗。
本来在皮尔逊之前，加拿大就一直在酝酿采用新的国旗。过去的旗子，无论是英联邦旗还是红色军旗，都与英国关系太密切，故而引起法裔和来自其它地区的移民的不满。为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一个能够真正反映出加拿大特色的新国旗越来越有必要了。可是设计新国旗这事情看起来不大，做起来却困难重重，阻力主要来自于一些人并不想换旗。二十多年来，“换旗派”和“保旗派”一直争论不休，旗子也总是换不成。
皮尔逊能够在担任总理期间最终促成换旗之事，与他的外交经历有关。皮尔逊本来是位出色的外交家，在五十年代曾经成功地化解了苏伊士运河危机，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设想就是皮尔逊最先提出的。在运河危机期间，埃及政府曾经反对加拿大派遣维护部队，理由就是因为旗子：加拿大军队的红军旗和英国军旗实在是太象了，而英国当时正与埃及为敌。这件事对皮尔逊刺激很深。皮尔逊因此希望加拿大能有一面属于自己的国旗，最好不要与英国有什么关连。 在反对换旗的人们当中，进步保守党的约翰·迪芬贝克（John Diefenbaker）堪称代表。迪芬贝克在皮尔逊之前担任过总理，63年大选时败给皮尔逊，沦为国会的反对党领袖。在国旗问题上，虽然大多数国民希望见到一面全新的国旗，但迪芬贝克也有相当一批支持者。在英语地区，尤其是乡间，人们对红军旗非常满意，根本不想换。军人也对红军旗怀有特殊的感情。
迪芬贝克担任总理期间，身为反对党领袖的皮尔逊要求政府采用新国旗，但被迪芬贝克坚决拒绝。到了63年大选期间，更换国旗便成为皮尔逊的竞选纲领之一，他许诺会在上台后两年之内采纳新国旗。那次大选皮尔逊如愿以偿成为总理，上台后便履行诺言着手换旗。
1964年6月国会就新国旗方案开始了正式辩论。保守派希望，既便采用新的国旗设计，也要保留标志着英国的米字，以显示加拿大与英国的渊源。但皮尔逊的自由党却认为已经到了切断脐带的时候了，他们顺从大多数民意，希望枫叶图案在新国旗上占据主导。
保守党在国会上采用了不停辩论的战术（filibuster），千方百计阻挠新国旗的诞生。这一招颇为奏效，国会从6月15日一直吵到夏季休会，还没有吵出个结果。皮尔逊干脆取消了当年的夏季休会，让议员们在暑假里继续辩论。可是一个暑假过去了，还是没争出个眉目。
到了那年9月，皮尔逊采纳了一个建议，在国会成立了一个由15人组成的国旗委员会，成员囊括了各个党派。甄选国旗的任务就落到了这个委员会头上，期限规定为六个星期。这六星期过得激烈紧张，不但委员会成员，而且普通加拿大人也积极参与进来。这期间加拿大人向国旗委员会呈交了三千五百多个设计方案，其中超过两千个设计含有枫叶图案，只有408个保留了英联邦旗的米字图案，还有359个方案含有标志着法裔的百合花图案（就是出现在魁北克省旗上的图案）。 五花八门的设计方案把委员会搞得头昏脑胀，眼看六星期期限快到了，最后方案还是定不下来。这时候一个简洁醒目的设计引起了委员会的注意，这便是由来自阿尔伯塔的历史学者Georgle Stanley设计的白底红边红枫叶图案。Stanley的设计思路是：新国旗应该容易辨认，而且简单到学校里的孩子也能画的出来。一次他在安省 Kingston路过皇家军事学院时看到一面红白相间的旗子，深受启发，便有了枫叶旗的构想。
1966年10月22日，委员会就两个最后方案进行表决。等待表决的另一个方案是由皮尔逊本人设计的。委员会中的保守党议员以为自由党议员一定会投皮尔逊方案的票，于是在表决时都投Stanley方案。他们没有料到7位自由党议员也投票给Stanley方案。结果，这个白底红枫的设计得到了委员会14名成员的一致通过。新国旗的甄选终于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后来知情人士透露说，枫叶旗能够得到所有成员的一致通过，自由党是颇使了一些计策的。
委员会拿定了方案，不久国会（即下院）和参议院也都表决通过。英国女王也很快批准了新国旗方案。1965年2月15日，新国旗被国会正式采纳。尽管来之不易，新国旗一经产生就很快受到加拿大人的喜爱，就是在魁北克也被广泛接受。但是迪芬贝克本人对枫叶旗一直耿耿于怀。1979年迪芬贝克去世时，根据他的遗嘱，他的棺材上覆盖的仍然是红军旗，而不是枫叶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