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和蒋介石选择南京作为建都地，主要取决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辛亥革命以后，确定新的政治中心成为革命党人之首要，一时就有武昌与上海之争。武昌是首义之地，鄂军都督府于1921年11月7日就建立新政府问题通电各地，请各省派代表至武昌组织临时政府。而江浙方面则主张将新的政治中心定在上海，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联名致电沪军都督陈其美，提出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总机关”。
随着南京的光复，中国新的政治中心设在何处，在革命党人内部达成初步共识。1911年12月12日，各省代表由武汉、上海齐聚南京， 29日召开代表会议，筹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革命派经过短暂的争执，达成一致，南京成为临时政治中心。
当时中国的政治格局形成南北对峙的两个中心：清王朝身处北京，革命党人立于南京。孙中山曾允诺，只要袁世凯拥护共和，促使末代皇帝逊位，自己愿让出总统一职。至于都城，他认为南京和北京都可以，但更倾向于南京。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孙中山在提出辞职的同时约法三章，其中有两条与定都南京有关：一是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二是新总统在南京就职。孙中山就想把袁世凯置于南方革命党人的监控之下。此外，当时日本方面对孙中山的影响不容回避。日本朝野多主张中国的政治中心置于南京，其出发点是否暗藏玄机，想借中国政治中心南移、对北方鞭长莫及，以利日本谋划扩张则不得而知了。
但在参议院有关定都的表决中，竟有20票投给了北京，南京只获得区区5票，还有2票为武昌，1票为天津。这样的结果令人意想不到，革命阵营内发出不谐之音，章太炎发表《致南京参议院论建都书》，公开提出建都北京的主张；江苏代理都督庄蕴宽亦通过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通电全国，反对定都南京；安徽都督、顺直咨议局等省和机构则表示响应。关键时刻，孙中山和黄兴等人一再坚持，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复议时才最终确定南京为首都。
袁世凯是从北方起家，一旦离开经营多年的老巢落户南方，犹如虎落平阳。至于北方的军人集团，也不愿将中国的政治中心南移，他们不仅在生理上，更有一种心理上的水土不服。随着袁世凯于3月10日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形势急转直下，南京政治中心的地位遭到严峻挑战。袁世凯及北洋势力雄厚，革命党人力所不及，参议院只能屈从强权，于4月2日开会决定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孙中山在南京建立政治中心的努力一时夭折。
袁世凯力主维持北京政治中心的地位有其思谋，但据当时的现实情况，尚不足以“改弦更张”。选择北京，代表了当时地方的意愿：一则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继续以此为政治中心，当有承继之意；二则南京历史上都为短命王朝，从政治风水的角度而观也不适宜；而在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图谋东北的危局下，维持北京的地位，对制约日本、抑制复辟势力有着一定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