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历史学变为一门科学。
柯林伍德认为历史事件会在现实世界中留下一些痕迹，历史学家要想去证明事件的存在就要去设想当时的人物状态，去考虑他们的思维方式。在他1939年完成的自传中，他也提出了自己历史哲学的三条定理：“历史学家研究的过去不是死去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在现实世界中活着的过去”、“历史知识就是历史学家正在研究着的那些思想在他们自己心灵里的重演”和“历史知识乃是对囊括于现今思想氛围中的过去思想重演，现今思想通过与过去思想对照而把后者限定在另一个层次上”〔8〕。战争的经历已经使他想把历史学变为能让人学会处理人类事务技巧的人文科学，就像自然科学能教会人们应对自然界各种情况一样，在一定意义上，他的确成功了，不仅实现了思想者的自由，同时也对人类思想及历史的完整做出贡献。
三、思想根源下的内涵再认识
那么柯林伍德认为怎样才能使历史学变为能处理人类事物的人文科学呢？面对这个问题，他一早就做出了回答，即“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柯林伍德认为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事件时，必须揭示出历史事件背后的思想。“历史进程不同于自然进程。在历史进程中，各个不同的阶段不是相互脱离的，思想在更新时，它原有的东西并未消失，发展过程中不同的阶段相互交错”〔9〕。因此，过去不是死的，而是通过历史学家的“重思”而活于现在。而此种“重思”之所以能够完成，历史学家之所以能够“重演”过去，是因为关于过去的证据存在于现在。从这里也能看出柯林伍德也并不是一味的强调思想，对于过去物质证据也十分的重视。
而国内学者在解读柯林伍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一命题时，总是批评它把历史都归结成了思想史，忽视了物质力量。这一批评其实也是有失偏颇的，罗冬阳就曾对柯林伍德进行辩护，他认为物质力量只有通过思想过程才能作用于人的行为，因此物质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在柯林武德那里并没有被忽视〔10〕。柯林武德在批判中继承了实证主义史学传统中的合理因素，“‘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并不意味着历史的内容就是纯粹的思想。柯林武德认识到了物质因素的作用，只是将这种作用置于思想的支配之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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