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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诗歌的国度。《毛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歌作为文学皇冠上的明珠，自古以来追随者众。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聚集了庞大的诗人队伍，各类诗歌刊物和网站如春笋般涌现，活跃的思想碰撞催生出多种诗学理论，南粤热土形成异彩纷呈、活力十足的诗歌生态，逐步赢得“诗歌大省”的美誉。丘树宏就是在此阶段成长起来的优秀诗人，其诗集《以生命的名义》荣获2007年度中国最佳诗集奖，颁奖词称该作品“具有突出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使命感,具有明显的批判精神和时代特色，是生活和艺术结合圆融的典范之作。”这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回顾丘树宏的诗歌创作历程，他始终在经济和社会的急遽转型中，坚守着可贵的诗歌价值观，讴歌礼赞又不惮于批判剖析，回溯历史又善于展望未来，具有时代共性又独显鲜明个性。作品视野开阔，主题深邃，题材宽广，往往将思想性、艺术性、知识性熔冶一炉。诗歌语言率真质朴，平字见奇，暗藏锋芒。诗句间传承着中国诗人的精神命脉和文化源流，闪烁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哲学思辨和忧郁气质。“玉蕴石而山木茂，珠居渊而岸草荣”（宋·司马光），他的一大批优秀作品正是得益于其丰厚的学养内涵和艺术良知。
其一，始终葆有青春的诗心。丘树宏出生于粤北九连贫苦农民家庭，从山区走出成为诗人，无论身处何地，从事哪种职业，其写作热情都矢志不渝。与成长、变迁的过程同步，其作品涉及乡情、亲情、爱情，笔触游走于古今中外、社会历史、山水游踪，眼界从小我、中我到大我不断审视，始终执著于生命的体验，贴近人的本真与本源，呼唤自然与真实。对人性、人情、人格的积极探究，对故乡、家庭、事业的无限热爱，都是一以贯之的。他并不为追赶潮流而扭曲自己，总是从内心出发去看待这个世界，在文化、情感、生命形态的表现上流露出坦荡的人文关怀,
在记录心灵、探寻自我中反映出东方哲学的深层浸润。他在艺术探索上不断取得进步，创作理念也逐步成熟，却始终保持着返璞归真的淳朴之美。
其二，善于提炼生活的诗意。海德格尔认为，人，应该诗意地栖居。丘树宏总是能够用艺术的眼光寻找生活的意义。关于节日，他吟唱《端午2004》《端午2007》《中秋2004》《中秋2005》；关于亲人，他写下《父亲是座山》《十六岁的花季》；关于故乡，他怀想《连平，我们可爱的家乡》《客家人》《母校》；看电影他以《鸫鸟》表露心迹，读书则以《问》《放逐自己》《诗歌版的“霍金”？》记录感想；游览山河，他留下《莫高窟》《九寨沟》等佳作。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那些哲理小诗，譬如《光与影》：“为了走出/自己的阴影/你愿意接受/失去阳光的代价么？”读来回味无穷。丘树宏的作品充分体现了诗歌求美，美即和谐。他总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来观察与体验社会人生，以满腔热情书写生命、抒发情怀，善于从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物中去挖掘精深的哲理，用细腻的笔致展现诗性的奔放，用真诚的态度赞美生活。
其三，乐当歌唱时代的诗人。俄罗斯评论家别林斯基曾指出：“伟大的诗人谈到‘我’的时候，就是谈到普遍的事物，谈着人类，因为他的天性里就存在人类所感觉的东西。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生长自社会和历史的深处，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代表。”在丘树宏的大量诗作中，政治抒情诗是一道景观，他擅于对政治、历史和文化进行深刻反思，体现出了诗人的大格局、大情怀，显示了自身驾驭时代题材的勇气和能力。在推进城中村建设进入攻坚阶段，他写出《城市与村庄的故事——写给珠海市城中村改造工程》；在非典疫魔肆虐期间，他讴歌《以生命的名义——献给抗击非典的白衣天使》；在抗击雨雪冰冻灾害的日子，他呼唤《你我是一家——写给留在广东过年的外来工》；在全国悼念日，他奉献出《祈祷》。这不是应景之作，却是领命之作，从属于诗人内心的使命感，每首诗篇都是有感而发，铿锵有力，力透纸背。丘树宏表示，“文学是人学，诗学也是人学，人学中除了人性，还有社会性”；“虽然一直有人反对诗歌歌功颂德，但只要人类存在正与反、好与坏、善与恶，就存在鞭笞、针砭，当然也就存在礼赞、颂扬”；“回来吧，诗人们！诗人们，歌唱吧”。他的确成功践行了个人的诗歌理念。
丘树宏创作的可贵之处不仅仅在技巧而更在于精神境界，在于这种社会责任感与人文关怀精神。现今，曾经处于文学中心地位的诗歌逐渐被边缘化，诗歌如何与时代契合、为大众所喜闻乐见，是一个重大的课题。这里涉及诗歌的本质、功能和姿态，也涉及对时代的本质的认识和切入。诗意作为文学之心，它使一切文学创作保持活力和魅力，这诗意，如何在当代的诗歌创作中得以延续、保存而不至于消逝，应该引起严肃的、甘于寂寞的诗人深思。“诗之用，片言可以明百义；诗之体，坐驰可以役万象。”（
清·薛雪《一瓢诗话》）诗人是否代表着不食人间烟火，藏身于象牙塔，沉湎于个人怨艾？丘树宏的实践告诉我们，诗人可以是现实生活中的智者，站在时代的潮头和历史的制高点上，用先进的科学的思想，观察、体验现实生活的新变化和新发展，“言论关时务，篇章见国风”。
值得一提的是，丘树宏创作的“手机诗歌”，短小精悍，引起很大关注并赢得广泛好评。我赞赏这种以手机短信充当文学载体的勇气和贡献，也支持以此为代表的多种形式的文学载体、文学文本和文学样式的革命。文学的生命在于创新，面对现代技术的日新月异、受众审美需求的逐步提升以及文化市场的急剧扩大，我们不仅不能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故步自封、怨天尤人，而是更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长袖善舞、独辟蹊径，加大文学传播创新的力度，增强文学传播的影响力，尽可能通过新兴载体和传播方式提高文学的社会效益。众所周知，文字之于纸张并非一蹴而就，纸张发明之前，文字镂刻于石块、骨头，撰写于瓦片、牍木，继往开来文字之于纸张、文学之于书本也未必会一成不变。关键是，不管载体、平台如何更新换代，文学的基本品质、特征、元素应该一脉相承，文学与科技手段的结合，应当争取也能够争取双赢的局面。
海涅说过：“我不盼望我的墓碑上饰着诗人的桂冠，却只要战士、宝剑和盔帽。”重新思索诗歌的价值和诗人的意义，探究诗歌在时代和文学中的定位，从丘树宏的诗歌作品和创作实践中，我相信会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