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实名中山博物馆，是台湾地区最大的一家博物馆，馆内馆藏丰富但岛内原有藏品并不多，大多数藏品都是二战时期蒋介石政府为了预防故宫博物院文物被列强掠夺才下令将故宫文物南迁，后来蒋退到台湾将其中的一小部分文物（精华中的精华）带走了，现藏在台湾中山博物馆。 位于台北市郊阳明山脚下双溪至善路2段221号，始建于1962年，是仿照北京故宫样式设计建筑的宫殿式建筑，1965年落成，1966年启用，原名中山博物院，后改为国立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是中国著名的历史与文化艺术史博物馆。建筑设计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宫殿建筑形式，淡蓝色的琉璃瓦屋顶覆盖着米黄色墙壁，洁白的白石栏杆环绕在青石基台之上，风格清丽典雅。
台北故宫藏品包括清代 北京故宫、沈阳故宫和原热河行宫等处旧藏之精华，以及海内外各界人士捐赠的文物精品，共约60万件，分为书法、古画、碑帖、铜器、玉器、陶瓷、文房用具、雕漆、珐琅器、雕刻、杂项、刺绣及缂丝、图书、文献等14类。博物院经常维持有5000件左右的书画、文物展出，并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各种特展。馆内的展品每3个月更换1次。
[编辑本段]【展厅介绍】
台湾故宫博物院占地总面积约16公顷，依山傍水，气势宏伟，碧瓦黄墙，充满了中国传统的宫殿色彩。博物院的主体建筑分为四层，正院呈梅花形，第一层是办公室、图书馆、演讲厅；第二层是展览书画、铜器、瓷器、侯家庄墓园模型及墓中出土文物；第三层陈列书画、玉器、法器、雕刻及图书、文献、碑帖、织绣等；第四层为各种专题特展。在第三层后面建有一座26米长的走廊直通山腹的山洞，山洞距离地面50米，内有拱形洞三座，每座长180米，高、宽均为3.6米，分隔成许多小库房，中间为通道，分类收藏着各种文物。
[编辑本段]【历史沿革】
北平成立
1911年，清帝溥仪退位、中华民国成立之初。溥仪与中华民国签订《清室优待条件》，使溥仪仍继续住在紫禁城。
1914年，将热河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的文物移至紫禁城的外廷，设立“古物陈列所”开放参观。
1924年11月，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溥仪居住紫禁城这段期间，因赏赐、故臣借观、拍卖点押、窃取盗卖，使1200多件书画精品、古籍善本和大量珍宝流失。随后于紫禁城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整理宫内珍藏文物。
1925年9月，成立清室古物保管委员会，由李石曾出任委员长。清室善后委员会制定《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组织章程》及《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10月10日，在北京紫禁城建立“故宫博物院”（此时尚无设置院长），为国立故宫博物院前身。
1928年6月，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经亨颐提案废除故宫博物院、成立逆产处理委员会处理并变卖故宫文物、建议在南京另设“国立中央博物院”，后来在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长张继的反对下，使经亨颐的前两项计划无法成功。同一时间派易培基接收故宫博物院，公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与《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隔年2月接任第一任院长。
抗战南迁
故宫博物院于抗日战争的前夕，选择重要文物南迁。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后，国民政府开始计划将博物院文物南运。隔年，日军攻占热河、进逼北平，故宫理事会要求博物院选择院藏文物菁华装箱储置，开始南运。
1933年2月6日，北平戒严，华北情势告急，第一批南迁文物抵达上海，期间南迁文物共五批19,557箱，包含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单位文物的6,066箱。隔年2月，公布《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暂行组织条例》，故宫改隶行政院，命马衡为院长。
1936年12月，南迁文物由上海转运南京。
1937年1月，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中央博物院）正式成立。8月，上海爆发淞沪会战，南迁文物再由庄尚严等人第一批80箱南京文物迁至长沙；隔年11月再转运至贵阳安顺暂置（1944年再运往四川巴县）。
1937年11月，第二批9,369箱以水路，经由长江至汉口；1939年5月再移往宜昌、重庆至四川乐山。第三批7,286箱文物由那志良走陇海铁路运至宝鸡；1939年7月，再转卡车经汉中运抵成都，随后又运往峨眉古庙安置，成立故宫博物院峨眉办事处[1]。最后南迁至南京的文物，约2,900箱文物因来不及运送，滞留在南京。 北平沦陷后，北平故宫仍留有许多文物，沦陷期间还在继续清点未曾登记的文物，并又广泛征集了一批珍贵文物。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还在北平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将留在文物菁华装箱，分批空运南京，马院长以各种理由推延装箱，以致于后来一箱也未运走。
文物迁台
抗战结束后，杭立武向日本索回许多珍贵的图书和艺术品，随后运往台湾的精品文物之中就有这部分图书和艺术品。包含了北平故宫博物院2,972箱，中央博物院852箱书画、瓷器、玉器，另外加上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善本图书和外交部条约档案等共5,422箱。国共内战后期，杭立武负责抢运这批故宫国宝至台湾，中华民国政府迁运台湾的文物本来计划共运送五次，但因战争形势突变一共只运了三次。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南迁文物先集中运至重庆。
1947年6月，南迁文物由重庆循水路运回南京，至12月全数运抵。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国民政府令故宫博物院挑选贵重文物以军舰转运台湾。国民政府将故宫博物院南迁文物、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图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文物、外交部档案开始运往台湾，成立“中央文物联合保管处”。12月27日，第一批文物320箱由中鼎舰运抵基隆港。原故宫博物院文物分3批运走2972箱。一起运台的还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852箱及其他单位文物。文物运台后，先存台中市，租借台中市糖厂仓库存放。
1949年，1月6日第二批由招商局海沪轮于1月6日运出，1月9日到达基隆，共计1,680箱。第三批文物由昆仑号军舰于1月29日运出，2月22日运抵基隆港，共972箱；第三次原本计划搬运1,700箱，但军舰一到海军部眷属就抢先上船，杭立武只好找海军司令桂永清解决，最后下令拆除办公桌，但由于运输舰舱位有限，最后只能运出972箱，另728箱被迫留在南京。 为阻止文物迁台，南京中央博物院共产党员陶孟和曾发动群众阻止，但未成功。
1949年8月23日，文物迁入台中县雾峰乡吉峰村，并成立“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隶属于教育部，由杭立武部长兼任主任委员，并于台中县雾峰乡北沟觅地建筑库房（隔年4月落成，文物随即迁入）。11月，战时河南省存放在重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的68箱出土文物，亦抢运到台湾并存放在台中市糖厂仓库。
1950年4月，台中郊外雾峰乡吉峰村仓库落成，运台文物随即迁入新库存贮。
1951年6月，成立两院存台文物清点委员会，延聘学者、专家为委员，进行重编箱号、抽查箱内文物，直到1954年才完成。这次清点也编制了《点查清册》，成为存台两院文物的原始清册。
1954年，国立中央图书馆台北复馆，联管处改组，并开始出版重要资料。
1956年，“北沟文物陈列室”正式开放（后毁于九二一地震）。
1957年，在亚洲协会赞助下，在库房之外又建一小型陈列室，公开展览所藏文物。
台北建馆
1965年，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现址落成新址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岁诞辰，命名为中山博物院。台湾“行政院”公布了《国立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规程》，规定设置国立故宫博物院，改直属于行政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由故宫博物院保管使用，将来国家统一后，迁台文物仍交回原博物院。中央博物院归并故宫博物院后，故宫博物院全部文物由台中运至台北中山博物院，以此作为院址，1965年11月12日正式开幕。至此，运台文物才得到一个适当的保存环境。运台文物主要为书画、铜器、瓷器、玉器、漆器、珐琅、雕刻、文具、图书、文献及其他工艺品，初为230863件，中央博物院并入后，增至242592件。连同整理后的档案30余万件及受赠、收购1万余件，目前共有60万件。其中，后来运往台湾2,972箱，占原南迁文物箱件数的22%。
1969年，订定《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品征集办法》，在台湾展开增加藏品的行动。1967年-2008年8月期间，透过其它机关移交1,651件，受赠32,326件册，收购12,751件册，合计46,728件册。
1989年，国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聘请社会学者、专家四十余人组成委员小组，再次进行全院藏品文物的清点检验，至1991年5月完成。此次完成了藏品文物登录号签张贴，文物建卡照片摄照以及文物保存状况的了解。
2000年政党轮替后，中央研究院院士杜正胜接任院长，以去政治化、推动本土、中华与国际兼具之多元文化观，回归艺术文化本质经营国立故宫博物院。在此政策指引下，馆藏方向朝扩大至东南亚、南太平洋文物的趋势，以呼应台湾原住民与南岛文化的传承关系。
2002年，行政院通过改建案。
2006年，改建后故宫随建筑更新推出“Old is New”概念，以行销方式推广典藏。参考法国国际博物联合会影像授权办法，援用文资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制定影像授权收费规定。
2007年，行政院提出修正故宫组织条例，将收藏“中国”文物改为“国内外文物”，被立法院否决。
2009年2月14日，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带团赴中国大陆访问北京故宫，首度开启两岸故宫交流，而北京故宫也将在3月份访台。10月在台北故宫举办的“雍正大展”，将成为两岸故宫合作的试金石。
2009年3月1日，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率团抵达台北，他们此行将专程访问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也是对半个月前周功鑫以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身份首访北京故宫的回访。
扩建
1964年，国立故宫博物院正馆开始兴建。
1966年，第一期新馆左右两翼扩建工程完竣。
1971年，第二期扩建工程从新馆两翼向前扩建完竣，陈列室面积达到8,777.41平方米。
1983年10月，成立“张大千先生纪念馆”。
1984年，第三期扩建工程故宫新建行政大楼启用。库房和展场建立恒温恒湿、防火防潮、防震防盗等措施保护，又仿乾隆养心殿西室书斋于正馆设“三希堂”。隔年，仿宋明庭园设“至善园”。
1994年，故宫院长秦孝仪提出改建构想。隔年，第四期扩建工程图书文献大楼竣工使用，同年又増设“至德园”。
2000年，杜正胜接任院长，计划进行第五期正馆扩充整建，并推动故宫南部院区之规划设立。
2007年2月，正馆扩充整建工程完工，展览空间达到9,613.91平方米、非专业展览用之公共空间则增加至10,656.98平方米、行政空间增至8,852.69平方米。同年，检调侦办故宫博物院改建扩建工程弊案，故宫先后任院长、官员涉入其中，总共15人遭起诉。
[编辑本段]【历史发展】
台北故宫源于北京故宫。亲历者那志良先生所写的《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对故宫文物去台的惊险历程有详细记载。但为免于沦陷日本侵略者之手，被迫“流亡”南迁的国宝远不止于故宫。台北的历史博物馆和郑州的河南博物院都记载着这样一段历史：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为避免苦心收藏的文物受损，河南博物院精心挑选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套(册)，分装68箱运往汉口，1938年又运至重庆。1948年底，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国民政府令故宫博物院挑选贵重文物以军舰转运台湾。原故宫博物院文物分3批运走2972箱。一起运台的还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852箱及其他单位文物。1949年，国民党政府从河南博物院存放在重庆的68箱文物中精选38箱运往台湾，文物以陶器、铜器为主，包括1923年出土的河南郑公大墓中的珍贵器物。1950年4月，台中郊外雾峰乡吉峰村仓库落成，运台文物随即迁入新库存贮。
文物落脚台湾初期，秘藏不示外人，社会各界要求展示故宫文物，曾被保管委员会拒绝。1956年，早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建立第一座博物馆“文物美术馆”，收藏来自河南的38箱文物，加上日本归还掠夺的文物51箱，奠定了史博馆的“家底”。1957年，蒋介石巡视“文物美术馆”，并改馆名为“历史博物馆”。
作为1949年后台湾建立的第一座博物馆，历史博物馆曾经独享尊荣。蒋介石拨交为他祝寿的礼品270多件，社会各界踊跃捐赠各自的收藏，第一任馆长包遵彭称历史博物馆是社会爱护扶持的产物。同时，史博馆也居于文化艺术活动的引领地位，致力于台湾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化艺术的普及活动，开办画廊，鼓励艺术创作；设置“历史研究室”，辅助学校历史考古课程和研究；1964年推动成立博物馆学会，至今仍然主持博物馆馆长论坛。1965年，在现址建成新馆。新址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岁诞辰，命名为中山博物院。后中央博物院归并故宫博物院后，故宫博物院全部文物由台中运至台北中山博物院，以此作为院址，1965年11月12日正式开放。至此，运台文物才得到一个适当的保存环境。
进入20世纪80年代，台湾博物馆业迅速发展，各主题博物馆突出特色，吸引人们的视线。史博馆没有固步自封落后于时代，其品位和实力仍稳居前列。上世纪80年代末，台湾当局开放老兵赴大陆探亲，史博馆适时推出大陆探亲摄影展，轰动全岛。随着两岸交流的深入，又陆继推出林风眠九十回顾展、李可染书画展、傅抱石画展。
[编辑本段]【藏品统计】
在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珍品中，有甲骨档案2万多片，该院收藏的甲骨档案数量列世界甲骨收藏机构的第二位；瓷器2万多件，包括原始陶器到明清瓷器，该院的中国古代瓷器是全世界各博物馆中最精、最多的；铜器1万多件，包括历代钱币，其中有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4300多件，如商代蟠龙纹盘、兽面纹壶、西周毛公鼎、战国牺尊等；玉器5万多件，其中有著名的新石器时代的玉璧、玉圭、玉璜以及闻名海内外的清代玉雕“翠玉白菜”、“避邪雕刻”、“三镶玉如意”等；书画真迹近1万件，其中有从唐至清历代名家的代表作，如三稀之一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后部长卷，怀素的《自叙帖》，颜真卿的《刘中使帖》，苏东坡的《寒食帖》等；善本古籍有近2万册，包括中国仅有四部的《四库全书》较完整的一部；明清档案文献近40万件，其中有清朝历代皇帝（石＋朱）批奏折、军机处档案、清史馆档、实录、起居注等，以及世界罕见的满文老档40巨册。
[编辑本段]【珍品资料】
台北故宫博物院共收藏、展出1000多年来宋至清历朝皇帝推祟艺术、广事收集的稀世珍品70万件，这是一般博物馆(院)的收藏都不能比的。价值连城的极品更是数以千计，如铜器中的西周毛公鼎、散氏盘；玉器中的翠玉白菜、辟邪雕刻(六朝古墓出土)；书法中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颜真卿、宋徽宗(赵佶)书法手迹；画卷中唐至清历代名家的代表作；瓷器中的宋、明、清名窑名家亲制品，官窑制御用艺瓷等，还有大量为目前有关当局秘而不宣的国宝级文物。翠玉白菜原陈列于宿末瑾妃所居住的北京永和宫，是清代艺人巧妙地运用一块一半灰白、一半翠绿的灰玉雕成，把绿色的部位雕成菜叶，白色的雕成菜帮、菜叶自然反卷，筋脉分明，上面攀爬两只红色小息的螽斯虫。螽斯虫，属飞蝗翠玉白菜科，俗名“纺织娘”或“蝈蝈儿”，善于高声鸣叫，繁殖力很强。在《诗经·周南》中有“螽虫”一篇是为祝福他人子孙众多的诗篇。这棵白菜和真白菜一样大，好像用指甲掐一下就会出水一样，增添了活意，令人叹服。在当时，白菜象征家世清白，螽斯虫则有子孙绵延之意，可以说这是件别有含义的嫁妆。另外还有一块几乎乱真的“红烧肉”，雕刻之细，形象之逼真，世上少有。宋代青瓷中质地最好也是最为罕见的是汝窑瓷(汝窑在河南省汝州市)，它以细腻的胎体、精巧的片纹和浅蓝、天蓝与淡青釉的虹彩而闻名，现存于世的仅67件，其中台北故宫博物院就有23件(另外北京故宫有17件，上海博物院有8件，英国大维德爵士基金会有7件)。瓶底烧印有“丰华”2字的一只铜梯形的青蓝色瓷瓶尤其名贵，是南宋皇帝宋高宗的贵妃刘夫人的宫中之物。西周青铜器毛公鼎。那上面多达497个字的铭文，至今仍然是商周青铜器铭文数目之冠。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从1928年在安阳小屯发现后，当时掘得50000多片，台北故宫博物院就有25000多片，占一半，上边主要谭载商代晚期武丁、祖辛、祖甲、廪辛、庚丁等5个帝王占卜时刻辞等等。这些宝贵文物大部分原来都在北京故宫博物院。20世纪30年代日寇对中国虎视眈眈，为了保护其安全，先迁至南京，后来又从南京送至四川，抗战胜利后又由四川迁回南京，直到1948年国民党撤退时一同迁到台湾。由于藏品数量巨大，每一类都可举办10—个以上的特展。经常展出的约有8000件，其他的则3个月至半年作一次更换。据说，一个人全部看完，需要将近30年的时间。另外所有展出都备有中、英、日文介绍资料，随时任意可取。
台北故宫博物院老院长秦孝仪说：“中国之美，美在文化艺术，文化艺术之美，尽在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的一部分，两院只有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故宫。两院孰优?应该说是各有千秋，但都不完整。台北故宫博物院70万件藏品堪称中国文化艺术之宝库，北京故宫博物院超过了100万件的珍藏同样无人匹敌。迁台的学者当时认为金石是最重要的，鼎是国家的象征，所以拿走了不少(2382件)青铜器；文人重视书画，书画本身也好运载，能拿的尽可能拿，共拿走了5424件。其中仅宋画即达943幅，宋元山水画系列可构成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极品特展。中国有君子佩玉之说，故玉器也拿走不少。陶瓷只拿走了一部分，计17934件，但却集中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各瓷器陈列室与敬事房的精品，可谓名窑毕备。著名的三希堂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三希”中的“二希”，而台北藏有其中的“一希”。郭熙的《早春图》，现在台北，北京没有。北京有《清明上河图》，台北没有。龙袍，中国历代只有清王朝留下来的，当时的学者认为清朝的东西价值不大，没有拿，所以台北故宫博物院1件龙袍也没有。
[编辑本段]【藏品保护】
采取了防潮、防虫的各种措施。文物库房恒温、恒湿，防火、防盗，并采用现代化技术自动控制，可保文物安全无虞。继承、利用传统工艺技术和引进自然科学新成果，对残损的文物进行修复。
[编辑本段]【展览活动】
该院陈列展览强调配合旅游观光事业及为大众服务的原则，院内辟有铜器、瓷器、玉器、书画等各种陈列室。先后举办“商周青铜礼器展”、“我国瓷器的发展”、“书画精华特展”、“故宫藏玉”、“中华民国开国史料展”等展览。在建院60周年之际，举办了大型综合陈列“华夏文化与世界文化之关系特展”。还在院内开辟了“三希堂古典茶艺雅座”和仿宋、明庭园“至善园”。为了方便外地民众参观，还举办了巡回文物展览，深入许多市县展出。
台北故宫博物院是中国著名的历史与文化艺术史博物馆。坐落在台湾省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建筑设计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宫殿建筑形式，淡蓝色的琉璃瓦屋顶覆盖着米黄色墙壁，洁白的白石栏杆环绕在青石基台之上，风格清丽典雅。
运台文物主要为书画、铜器、瓷器、玉器、漆器、珐琅、雕刻、文具、图书、文献及其他工艺品，初为230863件，中央博物院并入后，增至242592件。连同整理后的档案30余万件及受赠、收购1万余件，目前共有60万件。
该院陈列展览强调配合旅游观光事业及为大众服务的原则，院内辟有铜器、瓷器、玉器、书画等各种陈列室。先后成功举办多个大型展览。为了方便外地民众参观，该院还举办巡回文物展览，深入许多市县展出。
[编辑本段]【文献出版】
该院出版有《中华五千年文明集刊》、《国之重宝》、《惠风和畅》、《文物光华》、《故宫宝藏》、《元四大家》、《唐寅的研究》、《山水画皴法点苔之研究》、《清代通鉴长编》等著作，并影印出版了文渊阁《四库全书》。院内还有定期刊物《故宫文物月刊》和《故宫学术季刊》等等。
[编辑本段]【影象资料】
大型记录片《台北故宫》
[编辑本段]【著名藏品简介】
宝石红僧帽壶
宝石红僧帽壶明 宣德
通盖高19.2cm，口径长16.1cm，口径宽11.2cm，底径7.6cm。
壶口沿呈三阶渐高边，形似僧伽帽，故名。
器外通体施红釉，釉色鲜红，并带类似橘皮上的针孔气泡眼，口、足、帽沿边等出棱处，呈现白边，内部及底釉泛青。胎骨匀细，圈足露胎，细腻洁白，间带铁质斑点。器无款，底刻乾隆御制诗。
僧帽壶形使见于元代，宣德宝石红僧帽壶为世所称，口、足或转折棱边常见“灯草边”白边，为宣德红釉普见现象。宝石红僧帽壶，深受清宫帝后所爱，清佚名画“胤祯妃行乐图”之四幅中，雍正妃傍的立柜格上即置有宝石红僧帽壶。
莲花式温碗
莲花式温碗宋 汝窑（A.D.960～1279）
汝窑，为冠绝古今之中国磁器名窑。
器作十瓣莲花形。以莲花或莲瓣作为器物之纹饰及造型，随佛教之传入而盛行，尔后更取其出泥不染之习性，寓意廉洁，广为各类器所采用。本器状似未盛开莲花，线条温柔婉约，高雅清丽。原器应与一执壶配套，为一温酒用器，晚唐至宋所常见。
汝窑曾为宫中用器，因采覆烧的方式，故口有缺陷，因而有“宫中命汝州烧造青瓷”之举，汝窑之入选，支烧满釉应是原因之一。支烧另一用处为防止器底塌陷，汝窑所用支钉细小，所留钉痕状似芝麻，器底五支钉痕即是，也就是俗称的“芝麻钉”。釉面细碎纹路，更有“蟹爪痕”之美名。
莲花温碗，以其典雅造型，温柔不透明釉色，在传世不多之汝窑器中，更显珍贵。
婴儿枕
婴儿枕宋 定窑（A.D.960～1279）
瓷枕造形采婴儿侧卧于榻上，头微扬、宽额、身硕、双手交叉为枕，两脚弯曲交迭，状极悠闲。左手执一状似彩球童玩，丝带贯穿，上下以蝴蝶结饰固定。婴儿脸部交待清晰写实，模样雅稚可人，衣饰以今日用语应是：身着长袍，外加背心，长裤，布鞋。背心前襟饰钱形纹，后背划牡丹，长袍下裳印圆形团花，衣袖长裤无纹饰，显示以不同布料缝制而成。榻周开光，印有龙纹，底平无釉，刻乾隆御制诗。
宋、金时小瓷枕广为流行，有最简单的长方形，亦有动物造型的，如虎形枕，及状似如意云状，取其吉祥意的如意枕，本件婴儿枕为其中造型较为繁复者。宋代婴儿纹样极为流行，传世宋瓷中，北方青瓷系、景德镇影青瓷、技法繁杂的磁州窑系以及本件所属的定窑系，均可见以婴儿或孩童嬉戏为纹样的作品。
定窑，在今河北曲阳县，古名定州，故名定窑。白釉色泛黄呈牙色，装饰技法有浅划、深刻、模印等，题材亦丰，尤以划法技法灵巧熟练，线条流畅，作品生动活泼。
院藏同型婴儿枕两件，北京故宫亦有一件，三件造型一致，均以模印成型，除在细部纹饰技法、纹样、部位及尺寸略有差异外，在面貌、衣饰皱褶几乎一致，想当时应有一共同样本，提供模制。
五彩龙凤大盘
五彩龙凤大盘明 万历
高4.6cm，口径30.3cm，足径20.3cm。
侈口大圆盘，窄唇，矮圈足。胎薄，施釉洁白，器面图案为釉下青花与釉上低温彩共同描绘成。
明神宗万历时期，官方手工业喜爱制作五彩缤纷的作品，以寓意吉祥为要，而题材琐碎；在同一平面上，常以各种形状的开光框缘界隔出不同空间与主题，使观者视线所及，纹饰满布，几无间隙；多样主题并呈，让人目不暇给，充分营造华丽而热闹的气氛；同样的风格也见于此时的漆器和织物的图案设计。另方面，若仔细观察细部，则见画工用笔软弱潦草，不经意的出现笔线出锋，色彩漫溢出界的情形，均可见此时窑场大量产制却又疏于管理，以及匠者应付的心态。
以本件开光中的穿花龙凤为例，龙凤都只是形式化的外型，缠枝番莲也只拘谨的勾描外廓再填色，笔致柔弱稚拙，似乎只是依样葫芦，虚应故事；但其仍尽量保持官样的原貌，官土轻薄洁白，釉色莹亮，色料淘洗匀细，其繁复多彩、色调喧哗，以及细碎的填染，反而成为此时期让人惊艳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