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马克思和列宁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时，注意到了这场革命没有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英国发生，而是从当时经济比英国落后的大陆国家接连发生，所以，他指出：“在资产阶级躯体中，猛烈的震荡在四肢自然要比在心脏发生的早一些，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14页。）列宁也指出：首先取得革命胜利的，既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最高”，也不是“最弱”，而是“比较弱的”国家（注：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60页。）如果说，他们仅仅是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毛泽东则明确地把它上升到规律性的高度加以阐释了：“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胜利。”（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52页。）
一种社会制度，在某国发展越充分、越成熟、越典型，新生产关系和社会力量击破旧制度的外壳就越困难、越迟缓。古罗马的迟迟灭亡、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现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并存，都是证明。相反，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够发达，则建筑其上的生产关系和统治秩序就不够完备、不够强大，新生产关系和社会力量冲破旧桎梏则比较容易，社会变革就较早。因此，当一种旧制度日益表现没落性，当新的生产关系的前提，在旧社会胎胞内发展成熟，整个世界面临向更高级社会形态过渡（这个过渡不是一个短暂过程，而是一个由阶段性质变到局部质变，再到全局性质变的逐步发展过程）时，一些生产关系和社会力量易于发展，旧制度较易被突破的不发达国家（不是最落后的国家），推翻旧政权，跳跃式地进入新社会，尔后经过长期发展，新制度由个别国家发展到多个国家，直至在整个世界上占据统治地位。如此循环往复，推动人类社会拾级而上，不断向更高阶段演进。可见，首先在不发达国家取得胜利，是人类文明形态更替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实现规律，这是人类文明形态更替的真正“常规”！社会主义在俄国、中国的胜利，正是这一历史“常规”的具体体现。
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的生产力越发达，则建于其上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就越完善，上层建筑就越完备和强大。因而这种生产关系容纳生产力发展的弹性限度就越大，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调节作用就越强，它们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就不易达到极端尖锐的程序。新生产力冲破现存生产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要求的提出就较晚，也较困难。历史表明，西方国家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不仅成为那里的资产阶级维护统治、破坏和镇压革命的强大的物质手段，也再生产出非常完备而坚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达国家的统治者，正借此加大了生产力发展的容量，进行了某些社会改良，缓和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暂时延缓了革命的爆发。当然，这仅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之内，不可能解决其基本矛盾，不能挽救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
相反，一个国家的生产力不够发达，其生产力就不可能完善，对生产力发展的容量就较小，矛盾就易于激化；其上层建筑也不可能完备和强大，调节矛盾和危机的手段与力量也比较弱，危机一旦发生，就难以收拾。俄国和中国就是这种情况。一方面，现代生产力在这里都发展到了与发达国家同一级代的电气阶段，形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初级形态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没有此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立。需要指出的是，过去人们在讨论本问题时，笼统使用“落后国家”的概念，把这一基础搞得模湖不清，并偏低定格了。实际上，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现代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2.1%，仅次于美、英、德、法，居世界第五位，是当时少数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一，与其它国家比较，俄国并不落后。所以，应以“不发达”概念称之，才为合适。对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也应作实事求是的评估。目前，许多论著，说它是建立在10%的现代工业基础上的，此种说法，难以立足，因为，这是1936年现代工业所占的比重。（注：李华杰编：《中国经济统计集要》第33页。）还有人把1949年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作为根据，这也不对。须知，我国全面社会主义改造，是从1953年开始的。真实情况是，1952年底，我国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1.2%，其中现代工业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64.2%。还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其物质基础的增长，是一个动态的并进过程，即“一化三改”同时并举。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形式由低级到高级发展，其物质基础也在逐步增长，到1957年工业总产值已达57.73%。当然，这并非说我国的现代工业的水平有多高，而是说，我国已具备建立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起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两国的生产力不发达，决定了旧生产关系的狭窄性、脆弱性和上层建筑的不稳定性。一旦生产力发展到电气时代，就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尖锐矛盾，其不完善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又无力调节矛盾，克服危机，导致旧制度的灭亡，社会主义较早诞生。其实，毛泽东早在三十年代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99页。）
其次，从社会变革的物质条件和实现变革的主观力量的统一中认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变革的决定因素，在于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冲突。但这是从“归根结底”意义上说的，并不意味着它是唯一因素。实际上，任何社会变革都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而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阶级力量对比，以及国际环境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成熟程度，对革命成败的关系至关重要。如果革命的主观条件不成熟，即使有了革命的物质条件，变革也不能实现。1918年德国革命的失败，证明了这一点。而在俄国、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不但存在革命的物质条件，而且革命的主观力量易于成长壮大，革命的主客观条件最容易统一起来，因而，社会变革自然首先在这里实现。
再次，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来审视。按照生产关系一定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原理，社会主义革命的最深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现代生产力之间的尖锐矛盾。当这一矛盾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普遍存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基础在其中都已具备的条件下，该矛盾在哪些国家最尖锐、最突出，革命就在哪些国家首先爆发。在20世纪上半叶，上述矛盾表现最尖锐、最突出的，不是发达国家，而是不发达国家。在这些国家，不仅存在或被输入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且，帝国主义还竭力扶植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二者结合在一起窒息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这些国家的生产力，改变现存生产关系的要求，比发达国家更强烈。在这种环境下，一些不发达国家，受“世界历史”的启示，按新生产力变革的要求，率先抛弃旧制度，进入新社会。新制度又强烈地吸引着其它一些不发达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正是世界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这种全面影响、相互渗透性质，使俄国、中国等不发达国家，按照现代生产力的客观要求，跳跃式地跨入国际先进行列。这是毫不奇怪的。
我个人总结一下就是：
1、，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够发达，则建筑其上的生产关系和统治秩序就不够完备、不够强大，新生产关系和社会力量冲破旧桎梏则比较容易，社会变革就较早。
2、西方国家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不仅成为那里的资产阶级维护统治、破坏和镇压革命的强大的物质手段，也再生产出非常完备而坚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达国家的统治者，正借此加大了生产力发展的容量，进行了某些社会改良，缓和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暂时延缓了革命的爆发。
3、新制度首先在不发达国家取得胜利，是人类文明形态更替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实现规律，这是人类文明形态更替的真正“常规”！（也就是新生事物的发展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