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与现代设计
中国古代有两部被世界称道的书，反映了中华文化对设计的影响。一部是先秦时期的《考工记》，另一部是被国外研究者誉为中国17世纪工艺百科全书的《天工开物》。
《考工记》的作者及成书年代不详，一般认为是春秋战国时期，经齐国人之手完成的。《天工开物》是我国明代大科学家宋应星（1587—1663年）的代表作，初版于崇祯十年（1637年）。这两部书都是对世界产生过，并且继续产生着影响的中国古代科技文献，也是中华文化与科学设计思想结合的典范之作。《考工记》和《天工开物》对后世的影响，足以让我们瞠目。大约还在唐代，《周礼》便传到了日本；19世纪50年代，《周礼》又被译成了法文，《考工记》亦随之传到了日本和西方。现在它已受到了更多外国学者的注意和重视。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89年止，《天工开物》一书在全世界共发行了16个版本，印刷了38次之多。
下面我们结合这两部书，继续讨论中华文化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考工记》一向被称为“先秦百工技艺之书”，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考工记》，是作为《周礼》的一个部分——《周礼·冬官考工记》出现的。《周礼》一书原有六官之纪，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冠”、“冬官司空”。但“冬官司空”早佚。据说西汉时期，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喜欢收集先秦经典，为购求此篇，曾费千金而不得，不得已而以《考工记》补之。此书原无名称，《考工记》之名亦是汉代人手笔，后又经刘歆父子之手，才得今本。《考工记》之被列入中国古代“三礼”之一的《周礼》，就足以说明中国古人已经注意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相互交融。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重要历史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科学技术，在这个时代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手工业中，一方面是原有的操作工艺更为纯熟；另一方面又产生了许多新的工艺。分工也更加精细，《考工记》就有“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等等记载，表明在每一专业之中，还细化出不同的工种。这时，春秋以前的“工商食官”格局已经打破，除了官府手工业外，又出现了许多私营的个体手工业。由于社会大变革的深化，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开始普及于民间，于是“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许多士大夫都比较重视实践，关心社会的进步和生产技术的发展，鲁班、墨翟、李冰等一些杰出的学者、技术发明家便应运而生。他们把中华文化与科学技术紧密结合起来，通过科学设计，使许多工艺技术得以改进和提高，从而使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
中国的易经，是中国人最早认识世界的科学总结，所谓知天文，晓地理，就是认识世界的进步过程。但是这种认识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不断在发展中得到深化。指南针的发明，是中国人的骄傲，最初的指南针，古人叫它“司南”，这种司南大约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司南由青铜地盘与磁勺组成。地盘17.8×17.4厘米，内圆外方，中心圆面下凹，圆外盘面分层次铸有10天干，十二地支、四卦，标示二十四个方位。磁勺长11.5厘米，口径4.2厘米，用天然磁体磨成，置于地盘中心圆内，勺头为N，勺尾为S，静止时，因地磁作用，勺尾指向南方。司南的设计，不仅精美，而且还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阴阳思想。
有了设计精美的指南针，使中国人的地域活动能力和范围，都大大增强和扩大，于是，在易经文化的指导下，中国人开始了对宇宙的探索，产生了设计精美的浑天仪。浑天仪是古代测定天体位置的坐标仪器，自汉代以来历朝都有制造。仪座为十字水平，仪体分三层：外层为“六合仪”，测定一天的时间和经纬度；中层为“三辰仪”，测定一年四季和日月星宿的位置；里层为“四游仪”，设有望筒以便窥测目标。当时的浑天仪均为铜体。浑天仪的发明，不仅是科学上的进步，也是设计上的突破。中国古人把对时间和空间的测定，集中与一个小小的浑天仪上，这本身就是现代系统论设计思想的体现。
汉代人不仅设计制造了浑天仪，同时还设计制造出浑象仪。浑象是古代的天球仪，自汉代以来历朝都有制造。仪下为地柜，上为经纬环规，规中设浑象球，半在地下。柜轴为35度，是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地理纬度。球面列布星宿在宇宙间的位置，以便观察。浑象仪同浑天仪一样，都是铜体。
到了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的手里，对浑天仪设计上的诸多缺点，加以科学的改进，设计并制造出装置简便，效用更广的简仪。简仪长470厘米，宽328厘米，高310厘米。简仪突破了浑仪环圈交错不便观测的缺点，将环组分别架立，组装简单，使用方便，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仪器。简仪的设计与制造者郭守敬，在设计并制成简仪的同时，还设计并制造了十三种天文仪器。
中国人对宇宙的探索兴趣，到了明清时期就更加强烈，于是，明朝政府在北京建立了国家天文台，古人称它为观象台。明清两朝的古观象台，设于北京内城东南角城墙上。始建于明朝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后来清朝政府加以增修补建，成为明清两代的国家天文台。台高14米，台顶南北长20.4米，东西长23.9米。明代设计制造的仪器或毁，或移于别处（简仪、浑仪等）。现存的赤道经纬仪、天体仪、象限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地平纬仪、纪限仪、玑衡抚辰仪共八架天文仪器皆为清代初年设计制造。
上面举证的几个与天文学有关的个案，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中国古人在与自然界斗争的实践中，产生了伟大的易经文化，这个易经文化一直影响着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与进步。中国古人在天文学上的成就，某种程度上说，得益于易经文化，是易经文化为古人导引了一条正确认识宇宙的道路，从而使中国古人有了天文学上的辉煌成就和设计成果。
易经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远不止于上面所举的例证，譬如易经对中国医学的影响，就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医学讲阴阳互补，讲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均来源于易经文化。据此，中国医学又产生了经络学，并且发明了针灸技术，针灸技术是中国医学宝库中的瑰宝。根据中国古代经络学说，经络遍布人体各个部位，有运送全身气血、沟通身体上下、内外之功能。穴位则是经络系统控制机关，刺激穴位可以起调节经络系统作用。北宋时期，中国古人设计出“天圣针灸铜人”，铜人身体上总穴位有657个，穴名354个。天圣针灸铜人是世界上最早设计的人体模型，开创了应用人体模型进行诊断、治疗和教学的先河，在世界医学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今天人类搞“仿真人”，用电脑合成手段，设计成三维立体图形，藉此辅助疾病的诊断、治疗，在某种意义上说，与中国古代医学的经络学说和“针灸铜人”，有异曲同工之效。
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就有重农思想，在这种重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农业生产工具的设计制造，也很为世界科技史学家重视。1950年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战国时期铁锄，就是一个设计合理，造型美观的手工业产品。铁锄长10厘米、宽10.5厘米、距2厘米。这种形制的铁锄，安装把柄后有利于使用，不仅可以锄草，还有利于保墒。东汉人毕岚发明设计的龙骨水车，又叫翻车，是一种农田灌溉工具。后来经过三国时人马钧予以完善、推广。它由传动轴、方形链板、车厢等部件组成。最先以人力为动力，后来扩展利用畜力、水力和风力。龙骨水车设计精巧，制作简便，提水效率高，一直使用到现在。
自从有了指南针，中国古代的航海技术，一直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明朝三保太监郑和统率船队，于公元1405—1433年间，七次下西洋。船队最大的海船长44丈4尺，宽18丈，立九桅，挂十二帆，这是当时世界上设计制造最大的木帆船。这种木帆船在航行中使用水罗盘进行导航。
造纸技术，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巨大贡献之一，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中国古代的造纸技术也越来越精美，唐代以后设计制造的暗花龙纹宣纸，到了清代，更加炉火纯青，清代生产的暗花龙纹宣纸，纵64厘米，横133.5厘米，是一种设计精美，使用方便的书画宣纸。
火药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又一巨大贡献，对于火药的利用，中国古人并非都是烟火礼花，也用于实战。南宋理宗开庆元年（公元1259），宋军设计发明的突火枪，就是一种管状火器。突火枪以巨竹筒为枪身，内部装填火药与子窠——子弹。点燃引线后，火药喷发，将“子窠”射出，射程远达150步（约230米）。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发射子弹的步枪。1970年7月在黑龙江省阿城县半拉城子出土的明代“铜火出水”火器，是现存最早的铜火铳。铜火铳由前膛、药室和尾柄组成，可供手执。总重3.55公斤，火铳小而轻便，士兵单人可随身携带，点燃引火线后爆炸发射，在实战中证明有相当威力。明朝人又设计发明了架火战车，长120、宽52、高87厘米。这是一种独轮车装载火箭的战车，前有绵帘，需要时可放下挡铅弹，车两侧设置六筒火箭，计160支，火铳2支，长枪两支，此战车由两人操作。后来明朝人又设计发明了一种长108厘米的火箭，在箭支前端缚火药筒，利用火药向后喷发产生的反作用力把箭发射出去。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喷射火器。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繁荣的中华文化，与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始终紧密结合，从而为世界文明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这些发明创造，不仅具有极高的科学实用价值，而且都是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设计成果。这就是中华文化与科学技术交融的绝妙之处。
韩美林认为，艺术的成功，在于有“根”。这个根就是中华民族之根，它经历了几千年历史的沉淀，深植于每个中华儿女的心中，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它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审美观、创作观。有根的艺术才能够枝繁叶茂日益强大，没有根的艺术最终不过是浮萍一叶，昙花一朵，经不起时间的雕琢。而艺术的根，是扎根在多姿多彩的生活当中的，扎根在我们本民族几千年来的优秀民族文化当中的。因而，生活和民族性，是艺术创作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必要因素。韩美林说：民族文化与艺术，是抚育每一个中华大地艺术家的母亲。
韩美林认为，艺术要达到世界水平，就必须依靠民族传统加上现代意识。世界艺术的大同之日就是世界艺术的末日到来之时。在吸收中西方艺术传统的关系上，我们必须摆正两者的位置。中洋结合，以中为主。古今结合，以今为主。源流结合，以源为主。这不是保守，也不是僵化，而是一个很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
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使韩美林的艺术创作走上了成功之路。他为中国北京申奥设计的会徽，就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思想完美结合的经典设计。韩美林说：任何一个图案标志的设计，最关键就是简洁明快，干练易懂，还要有较深的内涵和不落俗套，这是摆在每个设计者面前的难题。北京申奥会徽标志的成功，正是这种设计思想的集中体现。
北京申奥标志是由奥运五环的蓝、黑、红、黄、绿这五种颜色组成的五角星形状，又以中国手工艺品的“盘长”方式相互环扣在一起，这就代表了华夏传统的‘中国结’形象，还象征世界五大洲的团结、协作、交流、发展、携手共创新世纪。整体图形又好似一个打太极拳的人形，乃是中国古老传统体育文化的精神体现。虽然北京申奥成功已经成为历史，但它的成功，不能不说这个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设计方案，发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作用。
不独韩美林和靳埭强，许多没有浮躁气的、不以金钱为追逐目标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在全球美国化的今天，也在以自己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中国的现代艺术与设计，探索着，开掘着。尽管依旧的艰辛，依旧的苦涩，但却是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民族文化与艺术，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