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导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蕴含着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追求。它要求人们在处理自身发展与国家关系时，既要充分实现自身价值，又要服从国家整体利益；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既要坚持自己的权利、满足个人需要，又要履行相应的义务、注重社会贡献；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既要关注自我利益，又要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了国家“软实力”内核，表征着国家发展目标与市场主体利益的一致性，能够获得广大市场参与者的一致认同，有利于将“人民至上”“共同富裕”“和谐发展”等国家精神自觉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内在追求、合理处理个人价值实现和国家发展需要的矛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道德保障，有利于市场主体遵循相同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增强人际信任强度，扩大个体合作广度，自觉遵守市场规则，自发维护市场秩序。从这个层面来说，引导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依据。
二、传承中华文化的优秀品格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依据。齐桓公“尊周而富强其国”，荀子的税收改革、商鞅变法以及西汉的盐铁专卖、宋王安石变法等都是以国家富强为目的。孟子的“诛一夫而非闻弑君”、墨子的“选天下贤良为天子”，以及儒家的大同理想，体现了先哲对民主、文明、和谐的追求。庄子的“天放”，明清时期罗汝芳“纵横任我”，黄宗羲的“专制制度乃天下之大害”等均表达着人们对自由的向往。孔子的“泛爱众”，墨子的“不偏富贵”，张载的“人受一方”，王夫之的“君权可禅”等，展现了人们的平等要求。《礼记·礼运》中“天下为公”、张载的“公平则是非皎然易见”，吕坤的“公欲”等强调了公平思想。郑国的“铸刑书于鼎”，商鞅的“立禁”，韩非的“法不阿贵”，李悝的《法经》，以及黄宗羲的国家权力制衡设想等，是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精华。先贤及其所形成的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必须深入挖掘和阐发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和历史依据。
